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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与愿违，奉军毫无斗志，凌源、承德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相继失守。蒋忍无可忍，认为“此种失地，诚不能为天下后世谅也”，（22）于是决定北上保定。 蒋到保定后，以热河失守为由，撤换了张学良，对北方政局由“放任”转为统制，欲“镇摄北方为革命基础”。（23）蒋因念及张翊赞中央维护统一之前功，其内心对去张颇为“悬念不定”，甚感“公私之间为难”。蒋既担心张“不能谅解”，又怕张不愿离职，“不能速决其行也”。（24）张离职后，蒋曾动念借机改编东北军，但因担心此举会引起内争，其内心甚感不安，“决以大公示之，乃即中止，此或一良知所致也”。（25） 对于“蒋北上与张下野”，蒋的政治对手两广舆论喉舌的解读虽有故意挑拨的意味，但也可从中窥见若干真相。两广方面认为： 蒋之北上，固全在乘机接管东北军及攘夺平津防区也。自唐、李、白、冯、阎等势力先后被蒋氏所摧毁之后，环顾国中，所差堪与蒋对峙者，仅张学良一人，数年来蒋之对张时存天下英雄唯操与使君之念，野心若蒋氏，讵容两雄之并立。彼虽德张氏之压北平扩大会议，唯德之愈深则忌之愈切，固一面恩于张氏使作不叛之臣，一面则伺隙而动，思所以去之而接管其所部。（26） 张下野后，两广反蒋势力的政治领袖胡汉民曾托人转告：“蒋北行只谋对内，攫得津平，并牺牲汉兄，求解于敌。西南同志闻汉辞职，均谓如此适售其奸，此时不特要决心且须决计。能即起抗之，上也；次策亦当如西南，成立华北国防委会，联同韩、阎，以为后图，俟其与敌妥协成，则声罪致讨，南北并起救国，亦以自救也。”（27）张学良与两广方面的联络情形，虽受史料方面的限制，不得而知。但张之下野，为日后蒋、张关系埋下隐忧，则当属实情。3月3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汉卿尚无觉悟，不知其丧国失土之罪，而又一意怪人之对他不起，是诚以怨报德，不足与交也。以后军事之难，仍以冯系与奉系为害政误国之根，当力加研究也。” 张学良去职后，蒋即亲自指挥北上的中央军参加长城一线的保卫战。3月11日，他在日记中称：“连日古北上与喜峰二口战事激烈。廿五师关师长在古北口受伤四处，不胜悲愤。中央军牺牲之价值，此为初试也。”3月16日，又记曰：“宋哲元部，在喜峰口激战七日，击退倭寇，足以挫寇锋而张军誉也。”为确保关内安全，蒋对长城抗战态度坚定，大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势。3月20日，蒋在日记写道：“今日对倭一面交涉之方针，已失其效，惟有抵抗之一面而已。与其坐而待亡，不如抵抗而亡，以留中华民族光荣历史最后之一页，况抵抗决无灭亡之理，而且惟有抵抗为图存之道。” 长城抗战最后虽仍以中方的妥协退让告终，但中央军在长城一线誓死抵抗，浴血奋战，“牺牲之价值”是充分表明了中方抵抗的决心，令日本方面不得不有所戒惧。《塘沽协定》的签署令日本对关内的侵扰暂告一段落，为蒋赢得了宝贵的“整顿准备”的时机。 坐镇华中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内忧外患、南北分崩之局面，蒋坚持“第一步肃清赤匪，整理政治，以巩固基本势力，保全中心区域，则虽牺牲个人亦不失其革命负责之精神”（28）。1932年6月《上海停战协定》刚一签订，蒋便离京南下，蒋常驻武汉办公达半年之久，直至四届三中全会前夕才回到南京。 驻汉期间，蒋采取严厉措施，整治湖北政治。7月1日，蒋召见湖北党委和清乡促进委员会后，对湖北政治深感失望，在日记中写道：“所见所闻皆腐败官僚，与幼稚党委、新官僚，湖北政治非用严励手段决无起色也。”蒋对湖北省两位主政者何成溶和夏斗寅更是深恶痛绝，认为：“湖北情形复杂，腐败纷乱，至不可言状，何、夏不自知其过，尚欲争权暗斗，竟使湖北不可收拾。余意在此期间，能在政治上稍植善种，则以后无论如何，皆可为湖北事也。”蒋为了重新收拾湖北政局，召见了张难先和王陆一，“询王以党务与民众运动意见，询张以湖北清乡与政务事”，并欲委任张、王二人为政务委会常委，拟以张群、萧纫秋、仇鳌、杨畅卿、刘健群、罗贡华、俞大维、张静愚、斐物恒为委员，“对湖北财政、军政、公路、清乡善后诸务应切实考虑详审，期速解决，俾政务得以迅即进行也”。（29）为了整顿湖北地方政治，蒋还召见了各县保荐的士绅。由于北伐期间两湖地区曾为桂系所控制，因此湖北的基层地方官员多为以前桂系军人，蒋对此表示称：“余不异视，使其为乡国效力也。”（30） 剿除长江流域的中共武装，是蒋实现其“保全中心区域”战略目标的第一步。1932年5月，蒋就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开始积极准备发动新一轮“围剿”攻势。蒋吸收了前几次“剿共”失败的教训，不同于以往仅仅侧重于军事方面的围剿，提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措施互相配合的总体进剿战略。6月7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剿匪，先求军纪严明，次求吏治清明，再以团警、土地、赈济、运转之方补充之，其要在于多设侦察监督机关。又在于得公正勤劳，有正气，有血气之人也。对于土地问题二说，一在恢复原状，归还地主；一在设施新法，实行耕者有其地主义。对于耆绅亦有二说，一在利用耆绅，招徕士民；一在注重贫民，轻视耆绅，以博贫民欢心。余意二者可兼用也。”次日，又写道：“以后剿匪方针，决以开辟道路为首，次以组织民团整顿警察，再次以救济贫民，施行教育，宣传主义，平均地权以为根本之图。”11日，又思考认为：“此次剿匪经费决以半数为修路，筑碉、赈济之用，而治本之道则注重于清廉县长与组织保甲、训练民团，分配土地，施放种籽也。决不求其速剿，只望其渐清也。” 蒋驻守武汉指挥“围剿”期间可谓励精图治，宵衣旰食。7月23日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为岳母逝世周年，时日如滚，忽忽一年，不能再见此贤母，哀哉。不能上山与妻共同尽礼，以剿匪任务，与倭寇扰热问题，不敢以私庆公，亦不敢畏暑偷懒耳。”在蒋亲自指挥下，国民党军队先后攻占了洪湖、新集、金家寨等地，鄂中“剿匪”略告段落。（31） 南昌是蒋常川驻守的另一华中重镇。1933年1月，日本侵逼热河，蒋决定“先剿赤而后对日”，于1月29日动身前往江西剿共。4月3日，蒋北上保定处理完张学良后，因“江西新淦失守，情形紧急”，决定“前往震慑”。蒋抵达南昌第二天便与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急驰抚州，听取各将领的报告后，决定先收复新淦与肃清永乐间的共军。蒋还“甚思以后剿匪战术编制与组织有所改正，以期奏效也。战略应准备三个纵队，分置南城、宜黄与永丰三点，以待赤匪之弱点而进袭之。”1933年，蒋除了曾于3月间北上保定处理北方政局外，始终无声无息，在江西埋头“剿共”。 庐山是名副其实的避暑胜地。蒋曾在日记中称：“山下岭上气候实差廿度，不啻有天壤之别矣。”（32）庐山怡人的气候和清丽的山水成为蒋在内忧外患、万事繁错之中放松身心、静心思考的场所。蒋曾为此而发“政治事业不能脱离，而此心未尝一日忘于林泉之间”之慨。1932年6月9日，蒋在发动新一轮“剿共”攻势前，曾携同家人前往庐山休整，至27日才下山赴汉。蒋身处庐山林泉之间，慨叹道：“性情雅逸，精神愉爽，故心思专一，对于政治与国防皆能发幽抉微，虽劳不疲，山水之有助于人如此，殊足贵也。古人著作多成于山林间，谅哉。”（33）蒋站在九十九峰亭眺望汉阳峰与鄱阳湖时，顿觉“心神怡悦，思想开展”，关于如何阐发建国中心理论的计划酝酿于胸，“拟著中山学社从书，题名‘国防为一切建设之中心’，而以建国大纲为‘政治建设’。又以民族为三民主义之主体，所谓民权与民生皆不能离开民族而独立也。”（34） 庐山对蒋来说不仅仅是纯粹地理意义上的休闲空间，更是开展整军、讨论决定党国大计的重要政治空间。借“剿共”之机整顿基本部队是蒋对日忍辱负重、卧薪尝胆背后的用心所在。1933年2月22日，蒋思考出处时，认为：“以剿匪整军未完，当以不出为原则。”蒋还在日记中多处强调：“整理部队与地方，以及基本组织，此三者如能按期进行，埋头做去，必有得济之时。”（35）第四次“围剿”失利后，蒋下决心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全面整编。1933年7、8、9三个月，蒋在庐山举办了三期暑期军官训练团。他对在庐军官的训练不辞辛劳，用心“耕耘”。7月23日，蒋于早上4点半起床，静坐、早餐后，5点半由观音桥出发，经白鹿洞至海会寺军官训练团驻地后，对军官团训话时间长达一个半小时之久。中午11时，蒋又对军官团的教官训话约半小时。经过一上午紧张而忙碌的训话后，蒋虽自感体力渐强，“不觉其疲劳”，但陪同其前往的戴季陶却以其“过劳与舌齿音混为虑”。蒋在庐山三个月期间，一共培训了7500余人，他对训练的结果充满信心，在日记中写道：“三月来，所组织之庐山军官团，至今日已三期完毕，自信训练之后，必于剿匪建国有一进步也。”（36） 1933年9月初，蒋召集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等党国要人，齐集庐山，商谈国家大计。9月8日，蒋在日记中记曰：“此次牯岭会商外交财政，与棉麦借款，及五全大会等问题，皆得一具体结果，乃是一佳象。惟子文不能如其意也。”庐山会议决定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展期举行。会议期间，蒋和宋子文为棉麦借款的用途产生争执，宋坚决反对将棉麦借款用于国防经费和偿还旧欠，甚至“以辞职相要胁”。蒋在日记中痛斥宋子文“年少气盛，四年来误党误国之政策，尚不知觉悟，而仍自诩其能，不肯变更谦和，余负其责，蒙亡国失土之罪，而彼仍一意径行，以余为傀儡，而强从其政策，把持财政。”（37）会后不久，10月29日，宋子文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的职务，由孔祥熙接任。个性强硬、顽梗的宋子文辞职后，蒋如释重负地在日记中写道：“后患豫（预）防乃一关系存亡之事，十年隐患清於一旦，亦可告慰于先人也。”（38） 蒋在北方危机不断的情形下，之所以选择坐镇华中，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安内”，肃清中共的武装，同时也是为了避责，避免成为对日妥协政策攻击的目标。1932年，蒋、汪在“共赴国难”的口号下再次携手合作后，大致形成了蒋专责剿共、汪负责对日交涉的分工格局。时任中央党部秘书的王子壮对汪蒋合作时局的观察可谓一针见血，指出：“蒋先生的意思是要汪先生在南京为其‘被黑锅’，且在此时亦无人能在南京胜其任。”（39）汪在南京独守空城，背了四年的“黑锅”，曾在家书坦陈其不得已之苦衷，谓：“数年以来，因剿匪军事关系，南京实际等于空城。我以赤手空拳，支柱其间，最大责任，在使后方不至沦陷，前方军事不至因而扰动，其余皆放在第二著。此是数年以来我对于国家之最大责任，亦即我鞠躬尽瘁之最大贡献。”（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