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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金梁，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书法文献。 明代是历史上宦官作乱非常严重的朝代，乾隆帝总结说：“有明一代粃政多端，总因阉寺擅权，交通执政。如王振、刘瑾、魏忠贤之流，俱以司礼监秉笔生杀予夺，为所欲为。遂致阿柄下移，干纲不振。”①其中“司礼监秉笔”即“秉笔太监”，简称“秉笔”，是明代独有宦官之名，其危害之大，人所共知，然而关于“秉笔太监”产生根源、衍变过程、升迁方式等问题，很少有人挖掘探讨，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考证研究。 一、秉笔太监之根本--司礼监内书堂1.关于司礼监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崇尚俭朴，洪武之初于后宫只设内使监，人数颇少，体制不全。洪武十七年（1384）更定内官，设内官监、神宫监、尚宝监、尚衣监、尚膳监、司设监、司礼监、御马监、直殿监九监；洪武二十八年（1395）复定内监：“曰神宫监、曰尚宝监、曰孝陵神宫监、曰尚膳监、曰尚衣监、曰司设监、曰内官监、曰司礼监、曰御马监、曰印绶监、曰直殿监，皆设太监一人（正四品），左右少监各一人（从四品），左右监丞各一人（正五品），典簿一人（正六品），又设长随、奉御（正六品）。”②此时司礼监在十一监中名列第八，“掌冠婚丧祭礼仪，制帛与御前勘合，赏赐笔墨书画，并长随当差，内使人等出门马牌等事，及督光禄司供应诸筵宴之事”③。 明太祖朱元璋对内官管理很严，“定制：内侍毋许识字。洪武十七年（1384）置铁牌，文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又敕诸司：毋得与内官临文移往来”④。建文帝朱允炆严守祖制御内臣益严，由此也给他的统治带来了灾难，“建文三年，燕王因兵屡败，不敢决意南下。无何，有以中官奉使侵暴为言者。帝诏所在有司系治。于是中官密遣人赴燕，具言京师空虚可取状，约为内应”⑤。朱棣以靖难之役称帝后，宦官的地位有了明显提升。《明史》载：“文皇以为忠于己，而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多所委任。”⑥朱棣是马上皇帝，特重边防，曾五次御驾深入漠北，对宫廷仪礼顾及不多。其孙宣德帝生长在深宫，琴棋书画无一不能，整日活动于殿阁之间，司礼监宦官要随时安排各种礼仪，成为皇帝身边主要侍奉人员，越来越受到皇帝的信任和重视。如（宣德）“七年赐司礼监太监金英、范弘等免死诏”⑦。由此不但看到司礼太监所受到的过分宠爱，还会发现此时的司礼监中已有两个太监，超出其他监中只有一个太监之规定。说明由于司礼监事务繁忙，多置太监以便轮换带班。 宣德帝之子朱祁镇9岁登基为正统帝，侍从太监王振遂掌司礼监。初由于张太皇太后听政及著名的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辅政，王振只受宠而不敢擅权。正统七年（1442）后，太皇太后张氏去世，“三杨”年老淡出朝廷，“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铁碑“宣德时尚存，至振去之”⑧。此时太监王振独揽朝政，司礼监也成了凌驾于内阁之上的决策机构。虽然后来王振一手导演了“土木堡”之变而自取灭亡，但司礼监的机构和权力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不断扩大，《明史》记载了后来设置情况：“司礼监：提督太监一员，掌印太监一员，秉笔太监、随堂太监、书籍名画等库掌司、内书堂掌司、六科廊掌司、典簿无定员。提督掌督理皇城内一应仪礼刑名，及钤束长随、当差、听事各役，关防门禁，催督光禄供应等事。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掌司各掌所司，典簿典记奏章及诸出纳号簿。”⑨其不但成为内官二十四衙门中“第一署”，因司礼秉笔太监“照阁票批朱”，其权力之大可想而知。 2.“内书堂”考 朱元璋为防宦官干政，不许其识字。永乐帝对部分小内侍厚爱有加，“令读书，涉经史，善笔札”⑩。其孙宣德帝朱瞻基，使内官读书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明史》曰：“太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后宣宗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数传之后，势成积重。”（11）人们大都将明代秉笔太监等乱政的根源，归罪于设“内书堂”让宦官读书识字，而有关“内书堂”问题误会较多，需认真考证。 （1）“内书堂”之名称 《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载：“内书堂，明代宦官读书之所。宣德四年始建，隶司礼监。置提督太监总领堂务，掌司佐之，学长负责具体事务。初设时，命大学士陈山专授小内使读书，后以词臣任教。”（12）此说源之《明史》，其中颇多不实处。《明宣宗实录》载：宣德元年（1426）七月，“改行在刑部陕西清吏司主事刘翀为行在翰林院修撰……仍给主事禄，令传授小内使书”（13）。这是史书记载的第一位教授小内使读书的官员。《明宣宗实录》又载：宣德四年（1429）十月庚寅，“命行在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陈山，专授小内使书”（14）。此二则文字只记载了刘翀、陈山被召入宫中“专授小内使书”，没提及设“内书堂”之事。而黄瑜《双槐岁抄》却有记载曰： 永乐中，令听选学官入教小内侍。正统初，太监王振开设书堂，择翰林检讨钱溥、吏部主事宋琰辈轮日入直，名为内府教书……宣德初，九真判官刘翀服阙来朝，以旧学之臣，改主事，寻改行在修撰。会大学士陈山离间赵邸，上疎薄之，命解内阁机务，与（刘）翀同教内侍之秀慧者，开席于文华殿东庑……景泰时选小内侍黄赐、覃昌等七人，俾中允倪谦、吕原教之，亦于文华殿东庑，天顺后罢之。惟于内府书堂，专命翰林官往教，遂为定制。（15） 黄瑜是景泰时举人，国子监肄业后任户部职八年，对朝廷制度及历朝故事了解颇多。从其记载可以明确两个问题：一是宣德时教授小内使在文华殿东庑；二是“书堂”由太监王振在正统初开设。另外从“景泰时选小内侍黄赐、覃昌等七人”于文华殿东庑教之，可证明在文华殿东庑教授小内侍的人数很少，“内书堂”开设后读书的小内侍才大量增加；还透露出了“内书堂”一段撤销与恢复的信息：“土木之变”英宗被俘朱祁钰为景泰帝后，对太监王振乱政行为进行肃清，“内书堂”当在除消之列，故延用宣德旧规“文华殿东庑”教授小内侍。后来英宗复辟为天顺帝，再次撤销“文华殿东庑”教授小内侍，恢复“内书堂”，成为定制。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朝廷选派官员“专授小内使书”，发生在宣德元年（1426）七月，而真正设立“内书堂”是正统初期，那么《明史》谓内书堂“宣德四年始建”，“设‘内书堂’而中人多通书晓文义，宦寺之盛自宣宗始宣德”（16），是不准确的。 从文献记载看，“内书堂”名称比较混乱，《明史》曰：“宣德四年特设‘文书房’，命大学士陈山专授小内使书。”（17）而冯保自述曰：“臣嘉靖十五年蒙选入内中馆读书，十七年钦拨司礼监六科廊写字，三十二年转入房掌印，三十九年升管文书房，蒙简拨秉笔。”（18）其中“文书房”、“内书馆”及黄瑜文中的“内府书堂”，皆指“内书堂”，表现出了其名称不统一问题。其实在明代朝廷公文中，没有“内书堂”记载，《明实录》只记“教授小内侍”之事，没提“内书堂”之名。也就是说“内书堂”并不是朝廷所定，而是宦官们俗称，后约定俗成传入社会。朝廷大制不加记载，除了对宦官自定名称不加承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防止与诸王读书处混淆。《明史》载：“诸王读书仪，‘书堂’在皇极门右厢。”（19）此书堂专为诸王读书而设，与宦官“书堂”有天壤之别，若二者同时称之，显然有混淆视听不辨尊卑之弊。 至于司礼监“内书堂”位置所在，《酌中志》曰：“司礼监第一层门向西，与新房之门一样，门之内稍南有松树十余株者，内书堂也。”（20）《玉堂荟记》则记曰：“原内书堂西向约十余间。”（21）由此可知“内书堂”在司礼监大结构之内，为十余间西向厢房。《明武宗实录》载：正德八年（1513）十二月“庚申，重造司礼监书堂，以毁于火也”（22）。是说原来的“内书堂”曾毁于火，留下来的是正德年间重建者。 （2）“内书堂”规则 “内书堂”从雏形到成熟，形成了较为严格的规则。太监刘若愚云：“凡奉旨收入官人，选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拨内书堂读书。”（23）此当为刘氏所见明末之数。从实际情况来看，在文华殿东庑时人数很少，景泰时仅有7人，设立内书堂后的小内侍读书人数逐渐增加。至明代中后期，内书堂小内使人数众多。《戒庵老人漫笔》载“陈学士鲁南沂云”：“翰林教小内官，在书堂中有，四五百人，学士五人轮，五日一转。”（24）陈沂为正德十二年（1517）二甲进士，“由庶吉士历编修、侍讲，出为江西参议”（25）。由此可知，陈氏为翰林院编修、侍讲当在正德末嘉靖初，任职教授“内书堂”小内侍当在此时期内，此时小内侍人数达四五百人，当与正德时太监擅权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内书堂”就读的小内侍人数没有定数，视宫中需要及当权者意愿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