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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内书堂”的管理，《中国历史大辞典·明代》谓“置提督太监专领堂务，”是说设专门太监管理之，不确切。“内书堂”是司礼监下设机构，《酌中志》谓“本监提督总其纲，掌司分其劳，学长司其细”（26）。是说司礼监太监为是校长，并不另“置提督太监”。而教授小内侍的官员，从宣德时的一二人，到“内书堂”建立后的“遂定翰林官四人教习，以为常”（27）。小内侍多时教授官员增加到5人，如名臣吕原、岳正、钱溥、焦竑等都从事过此职，大都不情愿而为之。唯状元身份的焦竑别有见解，《明史》载：“翰林教小内侍书者，众视为具文，竑独曰：‘此曹他日在帝左右，安得忽之’，取古奄人善恶，时与论说。”（28）焦氏想通过读书教育让内官识大体知礼仪成为善者，是值得肯定的。 内书堂学员教材有《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内令》等，“其功课：背书、号书、判仿。然判仿止标日子，号书不点句也”（29）。这是说其学习的目的就是能识字会写字，以便日后更好地服务于皇族。内书堂学员颇受礼遇，“别衙门官遇学生摆列行走，必拱手端立让过，即司礼老公遇之亦然”（30）。更重要的是，“内书堂”肆业具有了一定身份，在安排内官职务时有明显的优越性，后来的“秉笔太监”大都有此经历。 （3）“内书堂”隐情之推测 顾炎武《日知录》云：“以宣庙之纳谏求方，而廷臣未有论及者，驯致秉笔之奄其尊侔于内阁，而大权旁落，不可复收，得非内书堂之厉乎？”（31）宣德帝并不昏庸，而选派官员专授小内使书，顾氏除对此不理解外，还对大臣不进谏表示不满。其实情况并非如此，《明通鉴》载：“宣德元年七月，始立内书堂，教习内官监也……初，上即位下诏求直言，有湖广参政黄泽上书言十事，其言远嬖幸……上虽嘉叹不能用，至是开书堂于内府。”（32）由此看来，当时大臣对于宣宗帝宠幸宦官曾上书进谏，只是没被采纳罢了。 那么为什么宣德帝明目张胆地违背了太祖之制，指派官员专授小内使书呢？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隐情。朱棣是以靖难之役推倒建文朝而为皇帝的，改变了原来的帝系传承，于是朱瞻基才以世袭登上皇帝宝座。永乐帝令小内侍读书，有悖于朱元璋“内侍毋许识字”而引来非议。于是朱瞻基理直气壮地将教授小内使公开化、制度化，来维护其祖父之尊严，可谓用心良苦了。 二、秉笔太监之阶梯--文书房文书房是司礼监下设的重要秘书机构，《明史》载：“文书房掌房十员，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俱由文书房落底簿发。”（33）因文书房中的文件，都是朝廷的重要机密，所以要求办事者非常认真仔细，对于进出文件登记、抄录、保存都有严格规定，“其呈禀文书，具见经手次第中”（34）。所以文书房内官的素质相对要求较高，大都从写字官升迁到掌司官员中筛选之。 1.写字官 所谓写字官，是指主要从事誊黄书写任务的内官，后化此为官名。其主要来源于内书堂学员，“凡各衙门缺写字者，即具印信本奏，讨奉旨拨给若干名，即挨名给散”（35）。内书堂的学习主要练习读写工夫，一般是3年左右便可修完。如太监冯保在嘉靖十五年（1536）入“内书堂”读书，十七年（1538）诏拨司礼监六科廊写字，其在读两三年时间。具体情况还要视内衙门的需求而定，随时可以按需要拨派。 当内书堂学员不足拨派写字官时，也可以从其他善书内侍中挑选，“自内书堂奉旨拨派者，名曰正途；其次或乞恩奏保改升者，亚焉。按祖宗旧制，必依照钦录姓名挨次贯入升转，罔敢搀越”（36）。这就是内官们非常看重“内书堂”读书的原因所在。写字官随其资历及衙门的不同，级别也不一样。其中以在司礼监之职为贵，待遇也高于其他监司。如内官以得到穿袣撒为荣，袣撒“其制后襟不断，而两旁有摆，前襟两截而下有马面褶从两旁起。惟自司礼监写字至提督止，并各衙门总理、管理方敢服之”（37）。一般来说，经过写字官历练后，便升迁到监、司、房、局中掌司、掌印，而文书房官就是从这些优秀内官中选拔，一旦被选中，便成为内宫及朝廷刮目相看的宦官。如冯保于嘉靖十五年（1536）蒙选入内中馆读书，十七年（1538）钦拨司礼监六科廊写字，三十二年（1553）转入房掌印，三十九年（1560）升管文书房，用了15年的时间，从一个低级的文秘内官，而成为炙手可热的文书房重要宦官。 2.文书房掌司 文书房与通政司职责相同，皆掌管所有章奏及圣谕旨意，区别是前者在皇城大内，后者在宫外朝廷，二者有严格的交接程序。明代内官监房司局机构中，正常设一个掌房，而“文书房”则设掌房10人，足以说明此处办事的仔细和事务繁忙。由于他们所掌皆朝廷机密文件，所以每有一事必须多人复查把关，只有多人合作才能顺利完成任务。“原是遴选二十四衙门山陵等处，有学行才识者委用”（38）。所谓有学行才识，即德才兼备者，如上所说，经过“内书堂”读书者，显然在才识方面占有很大优势。 因文书房掌管一切朝廷机密，且皇帝晓谕旨意皆由他们宣读，所以文书房宦官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自然成为外廷大臣、达官贵人投机钻营者获取朝廷消息的目标。如因宸濠谋反之事，“执太监商忠、杜裕，少监卢明、秦用、赵秀……明与用、秀俱办事文书房，濠每厚赂，以探中朝消息”（39）。若文书房官员为利欲所动，特别容易出事，如少监卢明、秦用、赵秀等皆为文书房掌司办事，以泄露朝廷机密予宸濠而被治罪。 文书房是司礼监的下设机构，主房者是司礼监太监，所以在文书房掌司办事者，皆具有少监身份。只要严守情操认真办事，很容易得到升迁。《明史》云：“凡升司礼者，必由文书房出。如外廷之詹、翰也。”（40）《明史》在此记载了明宫中司礼监太监，必须从文书房办事宦官中选拔的规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文书房办事宦官是千挑万选而来，素质能力可想而知，再经过较长时间繁忙而严格的办理文书、处理事务、应对事态的训练，及保守机密、分辨利害、判断是非等人格方面的考验，逐渐具备了执掌司礼监的能力。 三、宠如众辅--秉笔太监1.秉笔太监的产生 《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曰：“秉笔太监，官名。明代司礼监置，无定员。参予批红。”（41）但对于秉笔太监出现的时间及来历没有涉及，其他文献及研究者也罕见诠释。 读《明史》不难发现记载宦官制度时，出现了宦官名称不统一问题。如《明史·职官志》云：“内官十二监：每监各太监一员，正四品；左右少监各一员，从四品；左右监丞各一员，正五品；典簿一员，正六品；长随、奉御无定员，正六品。”“司礼监：提督太监一员，掌印太监一员，秉笔太监、随堂太监、书籍名画等库掌司、内书堂掌司、六科廊掌司、典簿无定员。”（42）可以看出，所述司礼监宦官名称难以与定设官职对应。再结合《酌中志》所记内官监司职务，如“印绶监：掌印太监一员，佥书、掌司数十员”（43），“惜薪司：掌印太监一员，总理数十员，佥书、掌道、写字监工数十员”（44）。会发现与《明史·职官志》记载有更大的区别。探究其中缘故，当是正规官制与习惯俗称的不同使然。在监司中太监级别最高，一般监司皆为一员（司礼监除外），下属同级别者则有多员，分工又不相同，为了彼此区别，便将分管内容约定俗成为称呼。如同为少监级别，或有掌文书及掌事务之分，前者可称为佥书，后者则称为掌司。至于“总理”、“管理”之称谓，俗称成分更加明显。司礼监在内官二十四监中职守特别重要，具有太监级别者亦多，根据事务分为提督、掌印、秉笔、随堂等，这些不同的称呼代表着不同的工作，秉笔太监之名也由此产生。然而这些宦官俗称，一般在朝廷正式文书中不出现，故明代著名史学家王世贞收集宫中宦官资料11卷名为《中官考》，其中没有出现“秉笔太监”等俗称就可以理解了。 “秉笔”一词由来已久。如《国语·晋语九》中便有“臣以秉笔事君”（45）之语，其中“秉笔”是执笔以文事服务于君王之意。后来“秉笔”之内涵有所延伸，有了“柄笔”之意，如《旧唐书·本纪》曰：“故事，宰相秉笔决事，每人十日一易，至是贾耽、赵憬、陆贽、卢迈同平章政事百寮有所关白，更相让而不言，始诏令旬日秉笔，后诏每日更秉笔。”（46）在此“秉笔”具有对事物的裁决权，是权力的象征。明时仍然延续这种内涵，如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曰：“初，在内阁不以首次轻重；弘、正以后，居首者始秉笔，地望与次相悬绝矣。”（47）因明代洪武时罢除中书省废除丞相制，永乐后没内阁官为顾问，后成为朝廷的决策机构，其中领班官员称为首辅，其对朝廷大事有“秉笔”裁定大权。明代制度，批答奏章皆皇帝朱笔亲批，宣德时始令内阁首辅大学士等得阅奏章，代皇帝拟好批答辞，用小票墨书贴于奏疏之上供皇帝参用，称为票拟（亦称票旨、条旨等）。除个别特大事务外，皇帝懒于自拟，大都将票拟易红批出，故阁臣权力特大。后来皇帝照阁臣批红也感劳累，便有了让司礼太监帮助批红之事。从表面上看，“秉笔”太监只是代替皇帝执笔批红；从性质上看，其正是借此擅权干政，将“秉笔”变为“柄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