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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侯杰（1962－），男，天津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性别史、宗教史等领域的研究；王晓蕾（1986－），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近代以来，传教士在中国和亚洲所从事的创办报刊活动与传教史、新闻史均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并在其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这些报刊不仅是基督宗教在中国和亚洲传播的媒介，担当了促进东西方交流的历史使命，而且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报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启示，产生了影响。正如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1]（P67）中所说：“我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正因为如此，多年以来，学者们一直试图从基督宗教传播等角度，对这些传教士所创办的报刊加以考察，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对近代中国和亚洲基督宗教报刊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单一的报刊为个案，分析其对基督宗教乃至西方文化在华传播的贡献、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立场以及对中国现代化所产生的影响。例如香港学者梁元生对《万国公报》的研究。在《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2]一书中，他重点考察了《万国公报》的言论立场及其创办人林乐知的思想主张，剖析了该报对晚清官吏及知识分子所产生的影响。二是从“线性历史”的视角出发，梳理基督宗教报刊在近代中国和亚洲的发展脉络。例如大陆学者赵晓兰和吴潮的《传教士中文报刊史》[3]等。在该书中，作者依据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及供职于这些报纸的传教士和报人的回忆录、传记等珍贵史料，以历史沿革为基本线索，为读者呈现出基督宗教中文报刊的历史流变。上述研究无疑带给笔者一定的启示。在选题方面，研究者充分认识到报刊在基督宗教传播中的重要性，并试图借助对它的探讨使基督宗教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在资料搜集方面，他们已不局限于一报一刊，而是广泛地采用档案、年鉴、报人的自传和传记等资料，使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在学术观点方面，这些研究也不拘泥于以往基督宗教报刊研究的某些结论，提出了许多颇具启发意义的观点。尽管如此，这些研究依旧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遗憾。首先，他们大多关注基督宗教报刊对单一亚洲国家或地区的影响，也未能从整体上阐明其发展路径。其次，他们多偏重于报刊的言论和报人的研究，而对其所处的舆论环境有所忽视。 “海洋亚洲”的适时引入，不仅可以使研究者从新的角度认识基督宗教报刊在近代中国和亚洲传播、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且能够为深入探讨基督宗教报刊与东西方交流的更多面向提供一个有效的路径。近年来，有些学者由关注陆地转而聚焦海洋，提出“海洋亚洲”的分析视角，将东至欧亚大陆东端的东海、南至东南亚海域和印度洋海域、西至红海的地域范围视为一个整体，并考察数百年来所形成的网络关系和地域秩序，以及经济交往和思想对话[4]。他们主张在海洋文化的背景下研究亚洲的历史、文化以及与其他地域之间的交流，并提出近代亚洲并不是停滞的社会，东西方的近代文明受到海洋亚洲强烈的影响[5]。可见，“海洋亚洲”的提出对“冲击与回应”理论等提出了挑战，在强调亚洲主体性的基础上认识近代世界格局的演变以及亚洲在其中的地位。 虽然“海洋亚洲”为重新阐释亚洲近代历史提供了某种路径，但是从事此项研究的学者们普遍关心的是该区域的经济交往和环境变迁，鲜有对其中的文化交流、宗教传播进行深入考察。近年来，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开始进行学术尝试。松浦章在《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6]一书中以明清时期海洋亚洲中的东亚海域为研究对象，深入发掘东亚各国的历史资料，对以中国帆船为媒介的文化交流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在书中，他特别肯定了以《遐迩贯珍》为代表的基督宗教报刊在东亚海域文化交流中的贡献。首先，基督宗教报刊拥有为数众多的读者群，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其次，它的语言翔实、准确并具有纪实性，为基督宗教的传播、东西方文化交流创立了新的书写传统。再次，在基督宗教报刊这一独立于官方的公共舆论空间内，其创办人利用他们所掌控的话语权，向社会各界人士传播了自己所倡导的理念。 事实上，基督宗教报刊在中国和亚洲发展的过程中也的确发挥过这些作用，其创办和发展与沿海的许多亚洲国家或地区，特别是中心城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815年，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此为传教士在海洋亚洲区域内创办报刊活动之始。19世纪30年代，随着该海域政治、经济、文化形势的急剧变化，基督宗教报刊的中心也从南洋转移至葡萄牙殖民统治下的澳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以及当时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广州。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者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一系列通商口岸，均成为基督宗教报刊创办的中心地带。有学者曾统计，自1815年至1948年，西方传教士在海洋亚洲所创办的报刊多达数千种，仅中文报刊的数量就有878种[7]。基督宗教报刊的发展呈现出沿海洋分布及跨地域、网络化等特点。有鉴于此，笔者试图采用“海洋亚洲”这一理论框架，将基督宗教报刊在近代中国和亚洲的发展视作一个紧密相连且动态变化的整体，在强调中国与亚洲主体性的基础之上，重新阐释其传播路径及其在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推动基督宗教史和报刊媒体的研究。 一18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并纷纷开拓海外市场。其中，潜力巨大的亚洲成为它们竞相追逐的重点区域。当时的亚洲市场以中国为轴心，以海洋为纽带，通过朝贡贸易、互市贸易等官营贸易和统称为帆船贸易的民间贸易等业已形成的关系发展、演变而来，围绕金银流动的国际通货体制的诸多方面和各国通货财政等诸多领域均受其影响[8]。正是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相互交织的网络中，海洋亚洲的地域版图和内部结构及其运行秩序得以初步显现。19世纪初，透过茶叶和白银贸易，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势力进入该区域，冲击着海域辽阔的亚洲，觊觎着潜力巨大的亚洲市场，挑战着海洋亚洲的既有格局。 而商业的发展无疑为基督宗教在海洋亚洲的传播提供了坚强的后盾。1795年，英国伦敦会宣告成立。不久，它就确立了前往海洋亚洲传教的方针，而中国则成为其在该海域传播福音的核心地带。因为，中国是海洋亚洲的主宰，中国中心的统合理念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日本等海洋亚洲其他国家均受到这一理念的深刻影响[9]（P26）。而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入中国，无疑是基督宗教在海洋亚洲传播的重要步骤。1807年，传教士马礼逊接受了英国伦敦会的委派跨海而来，成为第一位进入中国海域的西方传教士。1814年，英国伦敦会又增派米怜来华协助马礼逊开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