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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至1840年，基督宗教报刊在海洋亚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批出版时间较长、影响颇为广泛的基督宗教报刊开始涌现。例如，1832年马礼逊、裨治文、卫三畏等在澳门创办的《中国丛报》（英文）、1833年马礼逊在澳门创办的《澳门杂文编》（英文），以及1833年郭实腊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中文）[1]。由此可见，澳门和广州取代了马六甲而为基督宗教报刊在海洋亚洲的舆论中心。长期以来，澳门在政治、经济和价值观念方面受西方影响颇深，其发展既着眼于中国，又面向海洋亚洲甚至世界[22]（P178－179）。澳门作为葡萄牙的殖民地、海洋亚洲的重要交通枢纽，与该区域内的海上贸易、海上交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等息息相关[23]。广州凭借其独特的地缘优势，更是充当着中国与西方各国进行直接或间接经济贸易的中介。同时，这两个地区还是马礼逊等西方传教士较早涉足海洋亚洲的地方。从这个角度看，基督宗教报刊的舆论中心转移到这两个城市，亦在情理之中。 在此期间，马礼逊、裨治文等西方传教士充分利用澳门和广州两地距离较近及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互补性强等特点，努力促进基督宗教报刊之间的交流与互通，特别是办报人员的往来。马礼逊既是《中国丛报》的主要创办人，又是《澳门杂文编》的主办者。郭实腊既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主笔，还是《中国丛报》的撰稿人。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基督宗教报刊初步形成了网络化的发展趋势。同时服务于不同报刊的西方传教士也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为自己的办报活动寻求支持或扩大影响。郭实腊曾在《中国丛报》上刊登文章，为自己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做宣传：“鉴于此项工作的成功实施，加之此间外国人社区的共同利益需要维护，编者希望各位订阅（《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以便使出版物获得充足的经费。”[16]这种利用其他报刊为自己所创办的报刊进行宣传的做法无疑是一个成功的尝试，同时也是基督宗教报刊之间相互支持和帮助的明显例证。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基督宗教报刊在言论上也相互配合、各有援引，充分表达了通过促进知识交流使西方的宗教思想和价值观念为东方人所了解乃至接受的愿望。在创办基督宗教报刊的传教士看来，造成东西方交流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等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禁止社会各界人士同西方人士交往、互动。这不仅使双方产生了诸多误解和冲突，也导致社会各界人士对以基督宗教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缺乏基本的了解和信任。于是，他们希望在自己主导的舆论空间内增强读者对基督宗教和西方文明的了解与体认。因而，根据基督宗教报刊的不同语言类型和读者群体，他们做出了某些分工。 基督宗教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主要任务是改变中国人的西洋观，消除其接受基督宗教的心理障碍，因此十分重视对西方地理知识的引介。自创刊伊始，《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便开辟“地理”专栏，向东方读者介绍西方的地理知识，希望“由是可明岛屿之远近、外国之形势、风俗之怪奇、沙礁之险、埠头之繁、好湾泊所等事，及物产贸易海关之判例”。《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几乎每期都会登载有关世界地理的文章。对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风土人情，编者们更是不厌其详地加以推介。 在利用文字进行介绍之余，郭实腊等人还绘制了信息丰富、翔实的地图。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所登载的海洋亚洲部分国家或地区地图中，采用了经纬度的测绘方法，将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明确标注出来。编者还以文字坐标的形式，详细记录了一些重要地名，以便阅图者更加直观地掌握各种地理信息。一方面，绘图者将一系列抽象的地域沿垂直纵轴嵌入到一个可见的世界，并将其放置在一个更大、更稳定的地理脉络之中，诠释着他们对这一地域范围之秩序的理解[13]（P161）。另一方面，图中所标示的文字弥补了孤立的图像在视觉呈现和表达上的局限，并使之在呈现空间、论述历史方面有了更大的可能性[24]（P191）。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编者们看来，地图实际上是海洋亚洲知识和信息的物质基础，海洋亚洲隐伏不变的属性也植根于其地理特征之上。通过它们，这些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对海洋亚洲建立起了公开觊觎的关系，并从细节上展示出他们本民族特有的扩张力。显然，他们希望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读者感受到这种力量的存在，并与之产生精神领域的契合[25]（P275），接受基督宗教的信仰。尽管由于该报的编读往来并不十分活跃，研究者无法找到评价其宣传效果的直接或间接证据，但可以肯定的是，鸦片战争以后，这些珍贵的地图成为了中国及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认识外部世界、了解西方的宝贵资料。例如，魏源在编写《海国图志》的时候就受到了他们的某些启发。 基督宗教英文报刊《中国丛报》《澳门杂文编》则希望刊载中文报刊里面不便提及的内容，即对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尤其是中国保守和落后的指责、批判。《中国丛报》上就曾刊登过这样的一段言论：“在当今所处的时代，许多国家正在经历着变革……但所有的发展和进步都无法覆盖这个位于中央的国度，它将自己封闭起来以对抗来自‘蛮夷’。的感染。上述现象的产生源于中国人麻木冷漠、故步自封以及落后无知，这才使之无法加入各国才智发展的前列。”[26]以上观点既体现了西方传教士在英文基督宗教报刊中所一贯宣扬的主张，又道出了他们在海洋亚洲各地办报的主要目的。显然，这一时期，传教士们带着强烈的优越感和某些文化自负来到海洋亚洲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他们不但试图切断社会各界人士与传统风俗、宗教和思想的一切联系，还希望依照基督宗教文明的精神进行彻底的改变[27]。在这些传教士的话语体系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与西方截然相反，十分落后，文化低下。这种不同文化的比对被他们武断地“修辞性的强化、变形、装饰，似乎成为了一成不变的、经典的、有约束性的真理”[28]。与此相反，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各界人士对西方文化和基督宗教的解读则被其无情地消声和有选择地表达。这种叙述策略十分符合西方国家在海洋亚洲范围内攫取文化特权的某些需要，甚至也成为西方国家对海洋亚洲的国家和地区采取拯救的行为、进而改变东方文明的理由。然而，这种绝对崇尚西方文明，并将东西方不同文化标签化的做法存在着致命的弱点，特别是在东西方文化随着海洋亚洲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有所转变时更充满变数。那么，当西方国家与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发生越来越多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纠葛后，基督宗教报刊的生存处境及其言论又会发生哪些转向呢？ 三1840年以后，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尤其是中国在西方的冲击下被迫开放，一种以条约口岸之间的联系为纽带的新型地缘政治秩序开始在这一地域范围内建立起来。一方面，西方各国在海洋亚洲的某些国家或地区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事务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内部关系也开始出现变化。这不但使海洋亚洲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也为基督宗教在这一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在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尤其是中国与西方签订的诸多条约中，多有允许基督宗教自由传播的条款。如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法两国于1844年签订的《黄埔条约》中就明确规定：“凡佛［法］兰西人按照第二款至五口地方居住，无论人数多寡，听其租赁房屋及行栈贮货，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佛［法］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29]（P518）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法两国于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再次强调基督宗教：“原为劝人行善，凡欲人施诸己者亦如是施于人。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规安分传习者，他人毋得骚扰。”[30]（P107）正是凭借着这些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基督宗教沿着海洋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传播的障碍得以彻底消除，教会的势力大为扩展。 随着基督宗教在海洋亚洲的广泛传播，传教士们也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宽广的公共舆论空间，以便交流信息、了解各地的具体情况，并使自身的传教工作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因而，他们在依据不平等条约开放的沿海城市中创办了大量旨在传播基督福音的报刊。1853年，《遐迩贯珍》在香港创刊。次年，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玛高温在宁波创办了《中外新报》。1857年，《六合丛谈》于上海创刊。1868年，林乐知又在上海创办了《中国教会新报》。19世纪70年代，《中西闻见录》《格致汇编》相继在上海问世。同一时期，美以美会也在福州创办了《闽省会报》。至20世纪上半叶，天主教、基督教的不同修会、差会和跨教派的宗教外围组织在这些依据不平等条约开放的沿海城市创办了一系列重要报刊。详见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