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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陆地封闭、海域辽阔、沿海各地居民方言众多等实际情况，马礼逊、米怜制定了一系列的传教策略，率先开展文字和出版事工。他们发现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系统存在这样的特点：尽管各地所操之方言千差万别，然而使用的文字则是统一的。于是，马礼逊一方面致力于《圣经》的中文翻译和《华英字典》的编纂工作；另一方面，他也创作了大量旨在讲述基督宗教教义的普及性书籍，如《基督新教教义问答》《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问答浅注耶稣教法》《圣经问答》等。由于清政府执行“禁教”政策，严禁基督宗教出版物在中国发行和流通，加之中国人的宗教观念中带有极强的实用理性色彩，马礼逊利用文字出版在中国传教的计划实施起来颇为艰难。正如他自己所言：“当时那（圣经）被认为是禁书，负责印刷的人也被假定会冒某些危险。此外，中国人贪得无厌的性格，使他们倾向于把握任何一个敲诈外国人的机会……因此不能期望可以按本土人印其他中文书籍的通常价格印《圣经》的任何书卷。”[10]（P159） 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马礼逊、米怜等人开始下决心将基督宗教出版事业的中心转移至海洋亚洲的其他地区。经过一番考察之后，他们发现位于南洋的马六甲可以扮演这一角色。就地理位置而言，马六甲既是中国与海洋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联系的重要枢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海路交通又相当便捷。在此，他们不但可以把基督宗教出版物迅速地运往中国，还能使之行销到海洋亚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就人文环境而言，自16世纪起，马六甲及其周边地区就成为葡萄牙、荷兰等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殖民统治者通过推行西方的管理制度，带来一些文明与进步的因素，营造了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17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处于改朝换代的政治动乱中，大批不满清朝统治的中国各界人士也逃往该地，成为新移民。这些新移民也特别渴望吸收外来的文化、宗教。 这一切使马礼逊、米怜等人看到了在此发展基督宗教出版事业的曙光，遂迫切地希望“在马六甲出版一种旨在传播普通知识和基督教知识的中文杂志，以月刊和其他适当的期刊形式出版”[11]（P65）。因为在世界范围内，报刊正在迅速发展，并改变着受众接受信息、认知世界的方式[12]（P32）。首先，这些定期、连续出版的报刊可以使传播者所输出的信息在受众当中形成持久而深刻的印象。其次，它的价格较为低廉，容易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体。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对艰深晦涩的基督教义进行通俗的解读，将传统意义上颇为“神秘”的宗教及其言论，转化为社会各界人士包括普通读者都能够知晓的公共知识。这样一来，知识的生产者、传播者和消费者就联系在了一起，他们之间于是也就形成了一种内聚力[13]（P66）。正是因为报刊媒体具有上述优势，所以米怜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这既是第一份基督宗教中文刊物，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具有现代意义的期刊。此后，许多基督宗教中英文报刊逐渐在马六甲及其周边地区相继出版。详见下表： 在与海洋亚洲的文化交往中，这些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基督宗教报刊采取了独具特色的言说策略。一般来讲，他们以弘扬耶稣精神、阐释教理为首要任务。在《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中，米怜就以“古今圣史记”为题，演绎了《圣经》中的“创世纪”一章：“且原自无物生万物者，是全能真神也。看文者或问神造化万物在几多日之间，耶曰：神在六个日之间而造化万物也……第一日，神造光而分别光暗也……第六日，神造牲口爬行及禽兽各类也。天上地下，海内万物既造成了，神就造成人也。”[14]在阐释教义时，米怜等人采用的表达方式带有一定的中国特色。因为他们为《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设定的读者主要是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移民。他们在海外求生存、谋发展的过程中，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建构起一个文质彬彬、具有浓郁中华色彩的“衣冠文物之邦”[15]（P171）。而基督宗教报刊若要在此长期发展，则需要与这种文化环境相适应。在办报的过程中，米怜“十分善于观察人，能够机敏地抓住各种机会，研究中国人的性格与习惯”[16]。于是，他吸取了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的历史经验，确定了“援儒入耶”的办报理念。因此在《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中，有大量宣扬儒家伦理道德的内容。仅在该刊的第一期，便有《古王审明论》《忤逆子悔改孝顺》[17]等多篇文章，将儒家文化与基督宗教巧妙地结合起来，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米怜等人所传播的基督宗教思想主张。 《特选撮要每月纪传》的创办人麦都思在米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以通俗晓畅的语言阐释编者对宗教、道德等问题的理解。在编辑体例上，该刊采取了中国人喜闻乐见的章回体。在语言表达上，麦都思等人运用了大量白话文夹杂岭南方言，以便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在该刊的序言中，他写道：“夫从前到现今，已有七年，在吗啦玾曾印一本书出来，大有益于世，因多论各样道理，惜哉作文者，一位老先生、仁爱之人过世了……夫如是，弟要继承老兄之遗志，继修其功，亦欲利及后世者。”[18]在文中，“吗啦玾”“老兄”等口语化词汇不断出现，有助于文字水平不高的普通社会各界人士接近基督宗教的理念精神。 除了宣扬教理外，这些基督宗教报刊的创办者还利用自身所主导的舆论空间努力促进东西方交流。在他们看来，自己与明末清初进入海洋亚洲的传教士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应以何种身份出现，以便使初识基督宗教的社会各界人士易于接纳传教士及其所传达的福音[19]（P39）。后来，这些办报的传教士发现，中国人向往斯文，若要使基督宗教传播顺畅，就必须以学识渊博的学者的形象出现，在引介西方文化的同时，尽力传扬和诠释中华文化。例如，《察世俗每月统计传》除介绍基督宗教思想外，还在封面上刊登孔子的名言，如“子曰多闻择善而从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等。在办报的过程中，米怜、麦都思等人逐渐意识到在书写和言说中彰显中华文化专家的身份是远远不够的。有时候，他们也要成为数学家、舆地学家、天文学家、机械师和医师[20]（P45）。《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时常登载一些介绍西方天文学、地理学、政治制度和风土人情的文章，如《月食》《年终论》[17]等。《天下新闻》不但披露中外新闻，还刊登与东西方的科学知识、历史、宗教和伦理相关的论述[1]（P70）。这不但为东西方的相互了解提供了舆论平台，更成为日后众多基督宗教报刊所遵循的传统。 总之，从1815年到1829年，马礼逊、米怜、麦都思等人在海洋亚洲各中心城市的媒体实践中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至1819年，《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总发行量已经接近40000册，平均每月的发行量为1000册[11]（P4－5）。在《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存在的三年中，其发行量更是超过80000册[11]（P73）。但由于从伦敦会得到的支援极为有限，加之各差会之间缺乏交流，这些报刊时常面临资金短缺、印刷技术落后、编辑和发行人员不足等窘境，孤立发展的态势十分明显。不容忽视的是，它们所阐扬的教理也同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社会各界人士的传统宗教观念和文化心理有所抵触。以中国为例，社会各界人士崇拜多神的宗教心理和行为有着悠久的历史。他们对待神，几乎不考虑“它是属于哪个宗教系统，只要用得上，便毫不犹豫地加以信奉”[21]。在他们的信仰体系中，神灵的阵容也是异常庞大、十分壮观的。因此，中国社会各界人士对于基督宗教报刊所宣扬的“耶稣基督是唯一真神”等言论除了感觉新鲜外，一时还难以接受。由于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生活在海洋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各界人士也存在着类似的思想倾向。这在无形之中加大了基督宗教报刊乃至基督宗教在该区域传播的难度。然而，随着西方势力对海洋亚洲控制力的逐步加强，向社会各界人士宣传和展示西方文明优越性的需求也与日俱增。这无疑又为基督宗教报刊在海洋亚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二 在鸦片战争开始前的十年间，西方各国在海洋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势力有所增强。为了给本国的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原料，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为代表的欧美诸国为了寻求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物产而加入到该区域的贸易网中[8]（P11）。在进行经济贸易活动之余，它们还希望在海洋亚洲范围内推广自身的价值观，为获取在这一区域的主导权积蓄力量。足见，促进基督宗教在该区域内的传播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的有效手段。因为基督宗教将希伯来精神、希腊理性精神和罗马法制精神融入到西方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人们道德规范和思想观念的重要来源，并影响和塑造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因此，旨在诠释基督精神、推广西方文明的基督宗教报刊获得了基督宗教和商业力量的青睐与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