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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表可知，尽管基督宗教的势力已经以通商口岸为支点延伸到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很多城市、乡村，但是基督宗教报刊的分布依旧集中在中国和亚洲的沿海城市。因为这些地区的出版业发达，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速度较快，并拥有潜在的读者群体。在这些地方，基督宗教报刊不但能够立足，还可以为编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创造一种活跃的文化氛围[32]（P42）。更重要的是，基督宗教及其教会所创办的报刊在对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施加影响的同时，也不能无视该海域在历史上所形成的固有秩序的稳固和传统力量的强大。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尤其是中国所蕴含的包容性、灵活性，可以充当中华文化与基督宗教之间交流的中介。针对上述情况，基督宗教报刊也做出一些调整，努力关注乃至参与社会各界人士的生活。同时，它也推动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各界人士通过阅读基督宗教报刊，在心理上消除对西方文明的隔阂和敌意。为此，它们在不断加强内部合作、交流的同时，也力图将基督宗教诠释与海洋亚洲的地域文化、时代处境相结合。故而众多供职于这些报刊的教内外人士也做出了一些新的努力和新的探索，并使媒体言论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某些特征。 首先，这些基督宗教报刊对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尤其是中国的社会风情更多地进行了披露和展现，在内容编排上也不断贴近社会各界人士生活，并使读者参与其中。由于此时海洋亚洲的诸多国家或地区尚处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时期，农耕在农民日常生活中依旧占据重要地位，因而它们在宣讲教义的同时，也将一些先进的耕种知识介绍给读者，以便满足社会各界人士日常生活的需要。例如在《格致汇编》中，编者们便多次登载有关农学、园艺学、植物学等方面的信息。然而，基督宗教在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传播毕竟是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来，遂使社会各界人士对其产生了怀疑和抵触的情绪，并爆发教案，遂加大了基督宗教传播的难度。为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基督宗教报刊试图通过问答的形式与读者进行交流，以便打消各种疑虑。以《万国公报》为例，该刊曾设有“圣教问答”专栏。在该专栏中，编者针对读者在接受基督宗教信仰的过程中所产生或提出的各式各样问题一一作答：“考西之传来之《圣经》，其所言之上帝，即我国五经、四书所言之上帝。其所以教人敦伦饬纪、敬天爱人之道及省身克己、悔过迁善之功，与中国圣教若合符节。”[33]（P45）在他们的解释中，基督徒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和对信仰的忠贞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基督宗教应当广泛传播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上帝是外国的，而是因为它道出了重建心灵、整合社会的真理。因此，耶稣基督不应该仅仅为西方人所遵奉，应当超越地域、民族的限制，为东方人所接受、供奉。而他们来传教的宗旨也不是用西方文明征服海洋亚洲的国家或地区，而是在服务上述地区的基础上贯彻基督精神，并与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追求文明、进步与自我救赎。这样的信仰阐释既为基督宗教报刊舆论建构奠定了某种基础，又帮助编者借助报刊进行宣教活动扫清了障碍。 其次，这些基督宗教报刊密切关注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并试图将基督宗教塑造成使这些国家或地区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动力。在这些报刊中，讲经传道的内容退居其次，取而代之的则是对时事的关注。自《遐迩贯珍》创办伊始，该刊便对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动向不遗余力地予以追踪。例如，美国船只航行日本的情况、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进展以及克里米亚战争等。上述讯息由于内容翔实、快捷准确，使基督宗教报刊逐渐成为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社会各界人士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6]（P235－279）。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报道采取了貌似客观、公正的态度，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尊重，但是编者、作者依旧站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立场上，以基督宗教信仰评价各种事物，倡言社会变革的价值。 有时，他们甚至会在自己所主导的舆论空间内直接阐发救世的主张，宣传变法的思想。戊戌变法期间，《万国公报》便刊登了李提摩太的《新政诀》一文，提出：“今欲民乐从君命者，先安内而和外，先备养民诸善法。欲备养民诸善法等，先得外国诸名师。欲得外国名师者，先化其畛域之见。欲化畛域之见者，先上顺乎天心，顺天心，在新民。”这也表明，自进入海洋亚洲之后，基督宗教报刊及其创办者、主办者对该海域的认识也产生了某种飞跃，主张中国一定要参照西方国家的“诸善法”，化畛域之见，顺天心，作新民。于是，基督宗教也为亚洲国家或地区尤其是中国向现代转型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径。这种舆论宣传无疑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使一些怀揣救国梦想的知识分子重新审视这个来自异域他邦的宗教，并明显出现了接受基督宗教信仰的倾向。进入20世纪以后，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知识分子开始为基督宗教报刊撰稿，并被刊登在《教务杂志》上。他们对教会的处境、教会与传统文化、教会与社会重建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阐发。“从物质层面而言，基督教比儒教和佛教更具活力和向上的动力……基督教国家通常被正在谋求现代化和发展民族主义的中国作为效仿的榜样……所有在华教会事务最终需要交到中国人手中。”由此可见，这些知识分子对基督宗教的态度是极为微妙的。一方面，他们希望运用基督宗教改变中国社会，实现对本民族的改造；另一方面，他们在肯定基督宗教有助于再造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同时，也看到了基督宗教对中华文化具有某种潜在的威胁。类似这样的观点不仅代表了知识分子个人对基督宗教的看法，更反映了社会各界人士对西方文化的态度。 面对这些知识分子所流露出的思想倾向，多数基督宗教报刊选择了宽容和尊重。有时候，它们甚至会站在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社会各界人士的立场上发声，并大力提倡乃至共同参与到基督宗教本地化运动中来。这说明，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社会各界人士对基督宗教报刊及其创办者的改变和影响是巨大的。他们“带着赐予启示的激情”来到海洋亚洲，但在传教的过程中，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社会各界人士却给他们以深刻的启示，使其不仅是一个宣教的主体，更自觉地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即世界两大文明的中介”。《益世报》的创办人雷鸣远秉持“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34]（P474）的理念，不但要求天主教神父在中国的土地上“把福音的精神活出来”[35]（P150），还鼓励广大教友参与反帝爱国运动。1916年，天津爆发了老西开事件。雷鸣远和《益世报》大量报道了天津人民收回老西开的斗争。在字里行间中，他对中国和中国人在国际社会中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并试图为其寻求舆论支持和声援。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的侵略。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基督宗教报刊不但将日本野蛮的侵略行径披露给西方世界，还号召以宗教的力量整合人心，在抗敌御侮的斗争中有所作为。例如《金陵神学志》《真理与生命》等刊物就大量刊登了吴耀宗、赵紫宸、吴雷川等人所撰写的文章，提出了“宗教救国”“人格救国”等主张。这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基督宗教报刊与海洋亚洲尤其是中国的融合日趋紧密。在包括基督徒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看来，某些基督宗教报刊不再是西方侵略的衍生物，而是启迪民众智慧、表达民族情感、伸张民族权利的有效手段。至此，它们俨然成为海洋亚洲国家或地区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