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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秉笔太监”是明代什么时候产生的呢？《皇朝文献通考》载：“正统初，即有司礼秉笔之事，贻毒至不可胜言。”（48）正统时期是明代走向衰落的转折点，而太监王振擅权乱政是重要根源。《明史》载：“及英宗立，年少，振狡黠得帝欢，遂越金英等数人，掌司礼监。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于是大臣下狱者不绝，而振得因以市权然。”（49）正统年间共14年，可分为前后两段各7年，前段因英宗朱祁镇年小未能亲政，朝廷大事由张太后听政及“三杨”辅佐处理，国家机器运转比较正常；正统七年（1442）十月张太后去世，“三杨”逐渐淡出政坛，英宗亲政，王振也开始施展淫威。如正统八年（1443）“六月丁亥，侍讲刘球陈十事，下锦衣卫狱，太监王振使指挥马顺杀之；甲辰下大理少卿薛瑄于狱；秋七月戊午，祭酒李时勉荷校于国子监门三日”（50），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直至正统十四年（1449）其策划御驾亲征，“土木堡”英宗被俘王振身亡才算结束。在此段时间内，王振备受皇帝宠爱，让其代替批红之事有可能发生。应该注意的是，此时或有太监秉笔批红之事，但没有出现“秉笔太监”之名。 继王振之后，正德时司礼监太监刘瑾气焰更加嚣张。刘瑾完全通过窃取批红权力把持朝政，来实现自己的狠毒意愿，但此时仍然没有出现“秉笔太监”之称。在文献资料中，王世贞是最早使用太监“秉笔”一词者，《弇山堂别集》云：“中珰之久贵，无过于萧敬者。年二十余则已侍英宗为太监，成化中入司礼，自是数废数起，凡四秉笔四掌印，几五十年而退休，礼数视大臣，凡为太监近七十年。九十一而后死。”（51）《续书史会要》谓萧敬“嘉靖壬午（元年）以司理（礼）太监卒”（52）。萧敬为著名太监，王世贞谓其“四秉笔”，当与批红有关。但在众多记载其履历的文献中，从来没提过其曾为“秉笔太监”官职。这说明嘉靖初年，内官中还没有“秉笔太监”之名称。 在明代文献中，最早冠之司礼监秉笔太监者是冯保。《明史》载：“冯保，深州人，嘉靖中为司礼秉笔太监，隆庆元年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事。”（53）从冯保自述“三十九年升管文书房，蒙简拔秉笔”，可确定其被选为“秉笔太监”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之后的事。由此可知，明代司礼太监代替皇帝批红之事早就出现，但真正有专职的“秉笔太监”较晚。嘉靖初，世宗朱厚熜还能勤于政事。嘉靖十八年（1539）后则迷信道教，忙于斋醮而停止早朝，对国家大事的处理，全靠批复奏章来实现。由于不上朝理事则奏章文本自然增多，更需要近侍太监帮助处理。为了明确责任，会在司礼监中选择固定的太监帮助批红，于是专职“秉笔太监”产生了。其一方面显示了皇帝贪图享乐无所作为的懒惰形象；另一方面也让“秉笔太监”承担着职守风险，一旦批红有误或朝廷机密泄露，会招来杀头之罪。嘉靖帝朱厚熜的聪明之处在于，吸取了正德时太监乱政的教训，对宦官管理软硬兼施。其虽懒于朝政，但大权始终掌握手中。专职“秉笔太监”的设置，明确了司礼监太监们的责任，在他执政的45年中，没有出现重大的太监作乱现象。 2.秉笔太监的职守和待遇 秉笔太监的职责，《酌中志》记载的颇为详细：“掌印太监一员，秉笔随堂太监八九员，或四五员。设有象牙小牌一面，长寸余，每日申时交接，轮流该正。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亲笔亲批数本外，皆众官分批。遵照阁中标本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间有偏傍偶误，亦不妨，略为改正。”（54）从中可以看出如下几个问题：一是“秉笔太监”的人数。秉笔是批红者，随堂是负责事务者，若将“秉笔、随堂八九员，或四五员”分配比例的话，“秉笔”当为六七员或三四员，总之要以保证完成任务为前提。二是“秉笔太监”实行昼夜班守制度。每班申时（下午3点到5点）交接，“象牙小牌”不但是交接班的凭据，也是提取文本、接送文件、批红办事的信符；三是“秉笔太监”批红的程序，首先皇帝亲批数本后，他们再照样分工批红，按正规应该是在皇帝的监督下进行；四是“遵照阁中标本字样”，所谓“阁中标本”，即阁臣之票拟。正常是“秉笔太监”照票拟朱书，不能随意改动，偶尔出现错误笔画，可以略加纠正。当然，以上所论是正常状态下的情况。当皇帝们耐不得寂寞，不能身临其境加以监督，而居高临下的“秉笔太监”们经不住权力和利益诱惑时，他们会利用“批红”机会，操持着朝廷事务的决定权。明代中后期的决策机构是内阁，“然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55）。“秉笔太监”权力可凌驾于内阁之上，其祸乱朝廷在所难免。 内官们一旦得为“秉笔太监”，如同朝臣入阁一般，可为一步登天。“凡新升秉笔，即送朝衣冠笏带鞋一份。”（56）立即成为权倾朝野的内官大员。“秉笔太监”本身待遇非常丰厚，但为了获得更大的政治、物质利益，秉笔们大都兼任他职：“最有宠者一人，以秉笔掌东厂，掌印秩尊，视为元辅；掌东厂权重，视总宪兼次辅；其次秉笔随堂如众辅焉。”（57）其他兼职如“（礼仪房）提督太监一员掌印，或秉笔摄之”，“（文书房、御前作）以上二处，亦或掌印或秉笔提督之”（58）。“（宫内教书）仍命秉笔一员提督之”（59）；甚至有时秉笔太监还兼掌其他衙门之印，如“金（忠）寻蒙今上特升秉笔，掌御用监印”。“（郑之惠）升秉笔，总督南海子及宝和等店”。（60）秉笔们的兼职，非常像明代内阁大臣的兼任情况。内阁大学士是皇帝的顾问，具有参与决定朝廷大事的权力，是非常名贵的身份，但虚名有余而实权不足，故后来的大学士皆兼任六部重要官职，便成了真正的宰相。司礼监的设置非常像内阁，秉笔们的权力安排，也与内阁大学士们的情况相似。秉笔们兼任他职之后，不论在权力或身份上，显得更有势力。 秉笔太监具有非常特殊的权力和优越的待遇，成为宫中最为荣耀的宦官，在物质上享有蟒衣玉带，在政治上同受顾命，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从而不难发现，明代皇帝对宦官有百般依赖，关系非常特殊，太监擅权乱政为所欲为就在所难免了。 注释： ①吕毖：《明宫史》卷首乾隆皇帝刊刻谕旨，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03页。案，吕毖《明宫史》5卷，收于《四库全书》。另有刘若愚《明宫史》10卷，有国学扶轮社出版1915年再版本，前书内容尽在其中。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印《明代笔记小说大观》，收入道光《海山仙馆丛书》本刘若愚《酌中志》24卷，前二书内容皆包含在内。因《酌中志》校勘精确流传较广，故本文引文以其为准。而三书的作者分歧、版本优劣及内容真伪等问题，在此不作讨论，另有专文研究，特此说明。 ②《明史》卷74。 ③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90，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26页。 ④《明史》卷74。 ⑤龙文彬：《明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699页。 ⑥《明史》卷304。 ⑦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90，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28页。 ⑧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17页。 ⑨《明史》卷74。 ⑩《明史》卷304。 （11）《明史》卷304。 （12）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第71页。 （13）《明宣宗实录》卷19“宣德元年七月甲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62年影印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第495页。 （14）《明宣宗实录》卷59“宣德四年十月己丑”，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62年影印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第1407页。 （15）黄瑜：《双槐岁抄》，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84页。 （16）《明史》卷164。 （17）《明史》卷74。 （18）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100，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913页。 （19）《明史》卷55。 （20）刘若愚：《酌中志》卷17，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025页。 （21）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卷39，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19页。 （22）《明武宗实录》卷107，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62年影印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第2194页。 （23）刘若愚：《酌中志》卷16，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2989页。 （24）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6页。 （25）《明史》卷286。 （26）刘若愚：《酌中志》卷16，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989页。 （27）夏燮：《明通鉴》卷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46页。 （28）《明史》卷288。 （29）刘若愚：《酌中志》卷16，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989页。 （30）刘若愚：《酌中志》卷16，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990页。 （31）顾炎武：《日知录》卷9，武汉：岳麓书社，1996年，第344页。 （32）夏燮：《明通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46页。 （33）《明史》卷74。 （34）刘若愚：《酌中志》卷16，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987页。 （35）刘若愚：《酌中志》卷16，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990页。 （36）刘若愚：《酌中志》卷16，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986页。 （37）刘若愚：《酌中志》卷19，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051页。 （38）刘若愚：《酌中志》卷16，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987页。 （39）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97，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45页。 （40）《明史》卷74。 （41）《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第308页。 （42）《明史》卷74。 （43）刘若愚：《酌中志》，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997页。 （44）刘若愚：《酌中志》，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998页。 （45）《国语·晋语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01页。 （46）《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7页。 （47）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45，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49页。 （48）《皇朝文献通考》卷78，上海：鸿宝书局，光绪二十八年仲春，第51页。 （49）《明史》卷304。 （50）《明史》卷10。 （51）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6、77页。 （52）朱谋垔：《书史会要续编》，载中国书画全书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书画全书》第4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493页。 （53）《明史》卷305。 （54）刘若愚：《酌中志》，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985页。 （55）《明史》卷72。 （56）刘若愚：《酌中志》，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003页。 （57）刘若愚：《酌中志》，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985页。 （58）刘若愚：《酌中志》，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990、2991页。 （59）刘若愚：《酌中志》，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022页。 （60）刘若愚：《酌中志》，载《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076、30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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