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代的士风和名节、气节
    “士风”最初只是一个褒义词，如《晋书》卷七十一《熊远传》：“祖翘，尝为石崇苍头，而性廉直，有士风。”《旧五代史》卷五十八《赵光胤传》说李琪“虽文学高，倾险无士风”。卷九十六《郑受益传》：“家袭清俭，深有士风。”大致到了宋代，“士风”就转变为一个中性名词。宋仁宗初，晏殊认为，“举人作讼，以觊覆考，颇亏士风”。《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今H士风如此，何时是太平？”宋理宗宝祐时，监察御史陈大方言：“士风日薄，文场多弊”。
    笔者曾在《绍兴和议与士人气节》与《王曾瑜说辽宋夏金·多元化士风的主流》两处都强调了宋朝士风的主流“颇为糟糕”。明清时代，据顾炎武《生员论上》说：
    国家之所以设生员者，何哉？盖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养之于庠序之中，使之成德达材，明先王之道，通当世之务，出为公卿大夫，与天子分猷共治者也。今则不然，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一得为此，则免于编氓之苦，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故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以十分之七计，而保身家之生员殆有三十五万人，此与设科之初意悖，而非国家之益也。……今之生员以关节得者，十且七、八矣。
    当时，生员成了科举和学校制度下形成的地主阶级的特殊阶层，在地方上有相当权势以至能与地方官视为平交。但生员中的大多数却是通过歪门邪道而混取了生员的资格。故顾炎武《生员论中》说：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史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史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今之大县至有生员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五万，则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矣。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九万，则民以一万而当十万之差矣。
    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生员至少大多数就是当地的地主，而依前引宋人陈亮的标准，就算是乡士大夫。其士风的主流如何，就不需要对顾炎武之说再加引申了。
    中国古代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强调名节、气节之类。“名节”一词见于《汉书·龚胜、龚实传》：“二人相友，并著名节。”《三国志·陈琳传》载魏文帝书：“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徐斡）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唐代，张九龄说：“时议无高无下，惟论得与不得，自然清议不立，名节不修。”李德裕说：“士之有志气而思富贵者，必能建功业；有志气而轻爵禄者，必能立名节。”
    关于气节，亦有很多记述。如《史记·汲黯列传》载，汲黯“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惰絮，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后汉书·马援传》载，王磐“拥富赀，居故国，为人尚气节，而爱士好施，有名江、淮间”。《北齐书·万俟洛传》载，万俟洛“慷慨有气节，勇锐冠时”，等等。
    历朝中最强调名节或气节者是东汉和宋。东汉士人强调“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尽管东汉士人崇尚名节，却绝非铁板一块。汉灵帝时，宦官“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晋人傅玄评论说：“灵帝时榜门卖官，于是太尉段颍、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张温之徒，皆人钱上千万，下五百万，以买三公。颎数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温有杰才，陵能偶时，皆一时显士，犹以货取位，而况于刘嚣、唐珍、张颢之党乎！”崔烈问儿子崔钧：“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崔钧说：“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不谓不当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崔烈又问：“何为然也？”崔钧说：“论者嫌其铜臭。”崔烈“怒，举杖击之”。此事还是反映了清议的影响，但清议到头来敌不过铜臭，故不能将东汉的士风估计过高。
    东汉的好士风不仅对当时，即使对后世也产生了影响。唐代，柳冕说：“后汉尚章句，师其传习，故其人守名节。”李绛说：“后汉末，名节骨鲠忠正儒雅之臣，尽心匡国，尽节忧时，而宦割、人，憎嫉正道，同为构陷，目为党人，遂起党锢之狱，以成亡国之祸。”《四朝闻见录》乙集《王竹西驳论黄潜善汪伯彦》评论被宋高宗杀害的太学生陈东说：“自知顷即受戮，略无惨戚战栗之意，盖东汉人物也。”强调他是“东汉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