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朝的士风和大多数士大夫的表现，前述笔者已发表的文章，特别对南宋前期成千上万的士人在宋高宗和秦桧的威逼利诱下，程度不等地卷入附会绍兴和议的情况，已作介绍。故南宋刘宰感慨于当时的士风与文风，评论说：
    文以气为主。年来士大夫苟于荣进，冒干货贿，否则喔咿嚅唲，如事妇人，类皆奄奄无生气。文亦随之。
    此处另可作一些补充说明。《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说，“至范文正方厉廉耻，振作士气”；“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范仲淹对天水一朝士大夫名节观的发展和振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有两句很有名的格言，一是人们熟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二是“作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政治上不怕受罪，而个人操守则务求清白。
    另一个在倡导名节观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人是欧阳修，他在所著的《五代史记》卷三十二《死节传》、卷三十三《死事传》、卷三十四《一行传》等中批判了五代时“以苟生不去为当然”，“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在卷五十四中，他又批判了冯道，“天下大乱，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于倒悬，道方自号'长乐老'，著书数百言，陈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事九君，未尝谏诤”。将这个曾“取称于世”的人置于在古代儒家节义观的审判台上，“长乐老”确是输了理。此后，宋朝已无人再为“长乐老”公开辩护。但是，从史实出发，也不可能将宋朝的士风和名节、气节观估计太高。
    “以儒立国”的宋朝当然与辽朝不同，然而据金人的评论：“辽国之亡，死义者十数，南朝惟李侍郎（若水）-人。”看来辽亡之初，如要真修撰《忠义传》，人数也不一定少于北宋，只是因史料残缺，不可能有更多的记录传世，元人修《辽史》，已不可能另设《忠义传》，如此而已。
    众所周知，北宋末，爆发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太学生的伏阙上书爱国群众运动，陈东“率士数百，伏阙上书”，即有太学生数百生。此外，在开封城破之后，又有太学生杨诲、丁特起、徐揆、黄时偁、朱梦说等人都表现了爱国气节。但另-方面的记载介绍，当时“金人索太学生博通经术者三十人'。”太学生皆求生附势，投状愿归金国者百余人。元募八十人，而投状者一百人，皆过元数。其乡贯多系四川、两浙、福建，今在京师者。比至军前，金人胁而诱之曰：'金国不要汝等作大义策论，各要汝等陈乡土方略利害。'诸生有川人、闽、浙人者，各争持纸笔，陈山川险易，古今攻战据取之由以献。又妄指娼女为妻，要取诣军前。后金人觉其无能苟贱，复退者六十余人。“金人将他们”髡之“，待到金军撤退，也有”至中路，裸体逃归“者。简直就成了-一幅百丑图。在这百名太学生身上，又何曾见到欧阳修所倡导的名节观的影踪。据宋神宗元丰时规定，太学”通计二千四百人'。宋徽宗崇宁时规定，太学和辟雍“增生徒共三千八百人”。后废辟雍，而“辟雍之士，太学无所容矣”，看来太学生应有所减少。由此可见，无论是参加伏阙上书者，或无耻降金者，都应占太学生中的小部分。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太学生的多数因各种原因、情况或顾虑，在宋朝危难的关键时刻，不能像陈东等人那样挺身而出。
    再就南宋末的死难者作一统计。《宋史》卷四百一十八《文天祥传》，卷四百四十九至四百五十二，卷四百五十四《忠义传》、《昭忠录》，以及《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六《诗》、卷十九《文丞相督府忠义传》等所记录南宋末殉难人物颇多。今以襄樊之战始，作如下统计。当时殉难的文臣计有文天祥、李庭芝等八十六人，殉难的武臣有江彦清、张顺等四十二人，另有和尚莫谦之和道士徐道明。上引的统计当然也不见得完全，共计为一百三十人。
    南宋的官员数，据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监察御史朱熠说：“今日以百余郡之事力，赡二万四千余员之冗官。”估计二十年后宋朝亡国时的官员数也相差不多。可知即使以南宋末年而论，卿士大夫投降者仍占绝大多数，只是史料上不详细记录而已，今留存有汪元量的一句诗：“满朝朱紫尽降臣。”在南宋亡国时，真正像文天祥、陆秀夫那样的死节之士，无疑只是凤毛麟角。连与文天祥一起登第的弟弟文璧，不是也“将惠州城子归附”元朝，故元世祖说：“是孝顺我底。”故文天祥后来写诗说：“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
    史实证明，无论是北宋末、南宋初，还是南宋末，大多数士大夫并没有响应范仲淹和欧阳修的号召，做守节者或死节者。这就足以证明，尽管在一个强调名节的时代，儒家节义观的教育对宋儒所起的作用也不宜高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