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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来，流动人口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焦点和难点。其中随着妇女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活动领域及参与度的扩大，妇女流动也渐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在我国少数民族妇女流动中，朝鲜族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渊源，朝鲜族妇女流动亦颇有特殊性和典型性。朝鲜族农村妇女流动的兴起和发展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大大提高朝鲜族农村妇女的社会活动参与能力，推动了延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导致了许多的不容忽略的社会问题。本文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杨泡满族乡的两个朝鲜族村--大红旗河村和泡子沿村为例，对朝鲜族农村妇女的流动现状、特点及其社会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一、朝鲜族农村妇女流动现状及特点（一）朝鲜族农村妇女流动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交通条件、信息渠道、文化生活得到了改善。同时，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稳定，带来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和剩余时间。加上国内及国外的就业机会、发展前景、高工资、比农村更好的教育与卫生设施等拉力的作用，使朝鲜族妇女也走出农村，汇入到全国流动人口大潮之中。珲春市杨泡满族乡位于吉林省珲春市东部，东西长28公里，南北长8.3公里，辖区面积232平方公里，辖7个行政村，38个村民小组。杨泡满族乡由满族、汉族、朝鲜族、回族、苗族、蒙古族6个民族构成。杨泡满族乡全乡总人口为3830人，总户数为1307户，其中满族1195人，占全乡总人口的31%；汉族1171人，占全乡总人口的31%；朝鲜族1451人，占杨泡满族乡总人口的38%。其中大红旗河村和泡子沿村是朝鲜族居住人口最多，也是典型的朝鲜族屯落。为了获得有关农村妇女外流的资料，我们不仅进行了问卷调查、深入访谈，而且在杨泡乡政府的帮助下，还查阅了有关农村流动人口的统计资料。据调查，2000年以后，大红旗河村和泡子沿村人口自然概况及妇女流动情况如下表。① 从表一中，2000年-2010年大红旗河村和泡子沿村妇女总人口一直是递减的趋势，而妇女流动人口一直是递增的趋势，特别是2010年妇女总人口82名当中58.5%是流动人口，其余41.5%妇女基本上为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者。这种趋势不仅是大红旗河村和泡子沿村的现象，也是其他朝鲜族农村的普遍现象。 （二）朝鲜族农村妇女流动的特点 朝鲜族农村妇女流动与其他民族地区流动人群相比，既有共性和普遍性，也有一些特殊性。 1.朝鲜族农村妇女的流动总量多、范围广。 除了因经济差距所产生的“推拉力”、“求异心理”和国家的政策外，由于朝鲜族所特有的跨界民族之历史渊源及自身语言、文化等优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的朝鲜族妇女流出传统居住区域，涌入流动人口大潮。以大红旗河村和泡子沿村两个村落为例，2000年外流妇女占妇女总数的12.2%，至2010年则增加到58.5%。朝鲜族妇女流动不仅总量多，且流动的范围也相当广，不仅流入到关内的大城市及沿海地区，而且更多的是选择国外流动，使朝鲜族妇女流动呈现出与其他民族妇女流动不同的复杂化和多元化的社会特点。如，泡子沿村的金氏（1958年）自18岁开始经营自己的小店，因经济不景气，金氏1992年去了俄罗斯。在俄罗斯经商5年后回国。1999年9月去了韩国，2001年回国后再出国。2005年5月，因儿子上大学第二次回国，2007年再度出国，2009年回国。② 2.朝鲜族农村妇女的流动形式多样化。 朝鲜族农村妇女外流，因其独有的条件与优势，在流动形式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第一，劳务输出型。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中韩建交以后劳务输出已成为了贫困的朝鲜族农村妇女增加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朝鲜族农村妇女凭借着其特有的民族、语言等优势，外流到国内大城市经营第三产业或到韩国、日本、美国等国从事劳务。2010年，大红旗河村和泡子沿村的妇女外流人口48名中，38人在韩国，8人在青岛等沿海城市，另外两名则在俄罗斯和塞班岛。 第二，婚姻迁移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交流的扩大以及人们婚姻观念的转变，朝鲜族农村妇女的婚姻已经冲破了国境、种族的藩篱。因同族的文化认同、韩国的优越生活条件、中韩收入差异及涉外婚姻所带来的“后关联效应”③等多种因素，使朝鲜族农村妇女当中的一部分人把自己的婚姻对象瞄准了韩国男性，使朝鲜族妇女的涉外婚姻也逐渐增多，成为了朝鲜族农村妇女外流的重要渠道。如表一，大红旗河村和泡子沿村48名外流妇女中，与韩国男性结婚的就有三例。 第三，朝鲜族农村妇女的向上流动。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和各级政府对农村贫困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户口在农村的女学生也开始走出本村、本乡（镇）到城里就读初中、高中，而后接受高等教育和各种中专、技校等职业教育。由于朝鲜族学生在语言方面所具有的“双语”优势，加之韩国、日本等外资企业的增多，朝鲜族女青年不再返回原居住地，活跃在国内各大城市，成为都市白领阶层。如，许氏（1986年生），生在朝鲜族杨泡满族乡，在乡村小学校读完小学之后，到珲春市继续学习。20岁，大学落榜。于是到长春技术学校学了会计专业。毕业后，到青岛的韩国企业工作。在企业工作两年之后，许氏不仅就掌管了整个公司的财务情况，而且还当上了总经理。 3.朝鲜族农村妇女的流动时间长。 如前所述，大红旗河村和泡子沿村朝鲜族农村妇女的流动人口中，到韩国务工人员就占据79.1%。由于境外劳务输出者大多付出昂贵的出国费用，且多为“黑户”身份，不能自由出入国境。为了圆其致富梦，多数妇女只好在异国忍气吞声，长年累月打持久战，短则五六年，长则十几年。即使合法打工身份，也因为来往费用高、再就业难等诸多不便因素，回国与家人团聚的机会非常少。大红旗河村和泡子沿村的38名在韩国打工的妇女中，十年以上者为3名，五年以上者为17名，其余为1～5年者或中途回国再度出国者。 二、朝鲜族农村妇女外流给朝鲜族社会带来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朝鲜族农村妇女走出家庭，走出地域的限制，走向外面世界，融入市场经济大潮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一定数量的，正常、合理、有序地向外流动，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是有利于提高妇女的自我意识和自身素质，激发他们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热情，充分发挥其“半边天”的作用。 1.大大提高了朝鲜族妇女的观念意识的变化及其社会化程度。 随着朝鲜族农村妇女的外流，朝鲜族农村妇女的观念有很大的改变。她们打破了固有的生活模式，走出围绕锅台而转“贤内助”的角色，施展自己的才智获得经济收入，从中要求自主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从生活到内心世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表现在他们对自身的认识，对婚姻、家庭、生育等方面的态度，对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要求。不仅如此，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朝鲜族妇女的社会化程度也逐渐提高，她们走出封闭的农耕社会凭借着在大城市及国外的务工生涯中学到的先进经营理念和生产技能，勇于投入市场竞争，施展才华，在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大红旗河村和泡子沿村两个村落妇女的问卷调查中，92%的妇女选择“若有条件我也会出国”，64%的妇女认为“出国务工的原因并非出自单纯的经济原因”，100%妇女认为“女性的经济活动能力不比男性差”。 2.朝鲜族农村妇女的外流推动了朝鲜族社会的经济发展及其城镇化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