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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翻译的《劳农俄国底妇女解放》一文，是当时最全面介绍苏俄妇女各方面情况的代表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对苏俄妇女解放程度的赞扬，苏俄“劳动妇人的运动，已达到最广的范围，有很大的政治的势力”（11） 李大钊的《现代的女权运动》一文，不仅赞扬“苏俄劳农政治下妇女享有自由独立的量，比世界各国的妇女都多”，而且还首次介绍了苏俄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妇女活动，“第三国际的执行委员会，于1920年指定Clara Zetkin（克拉拉·蔡特金--笔者注）为妇女共产党的国际的书记，计画着开一国际共产党劳工妇女会，示全世界劳工阶级妇女以正当的道路，以矫正大战开始后1915年在Berne（伯尔尼--笔者注）开的第一次国际妇女大会的错误”（12）。 这些介绍可以说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新型的妇女解放模式，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尤其是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区分西方两种不同道路的妇女解放运动，并转而主张走无产阶级妇女解放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早期共产主义者对西方妇女运动性质的区别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大量介绍苏俄妇女解放运动时，看到了西方两种不同的妇女运动--欧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和苏俄妇女解放运动，在对它们进行比较之后，发现了它们之间的差别与优劣。他们开始认识到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妇女运动，并将它们区别为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或者称之为第三阶级的妇女运动和第四阶级的妇女运动。 最早区分欧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和苏俄妇女运动的是李大钊，他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中指出，英国女权运动的要求“都是与中产阶级的妇人最有直接紧要的关系的问题，与那些靡有财产、没受教育的劳动阶级的妇人全不相干。那中产阶级的妇人们是想在绅士阀的社会内部有和男子同等权力。无产阶级的妇人们天高地阔，只有一身，他们除要求改善生活以外，别无希望”。这“两种阶级的利害，根本不同；两种阶级的要求，全然相异。所以女权运动和劳动运动纯是两事”。（13）这种区分显示李大钊已经意识到欧美女权运动和苏俄妇女运动是两种阶级的运动。 毫无疑问，李大钊这种认识和划分开始引起其他共产主义者的关注，随后田汉在《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一文中，就专门对西方国家各种妇女运动的性质作了划分。他将妇女运动分做“君主阶级”、“贵族阶级”、“中产阶级”、“劳动阶级”四种类型，认为女皇和女王掌政是第一阶级的妇女运动，“中世纪各国贵夫人之操纵政局，也是第二阶级的妇人运动之表现。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勃兴后，各国随之而起的女权运动，便是第三阶级的妇人运动”，“真正彻底的改革论者便是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或谓之为‘妇人的劳动运动’”。田汉认为，第三阶级的女子虽然与第四阶级的女子性别相同，但实际上“利害根本不同”，反而是“第四阶级的女子和第四阶级的男子利害根本相同”。显然，在李大钊认识的基础上，田汉又进一步深化了对女权运动的认识。他把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称为第三阶级的妇女运动，把劳动阶级的妇女运动称为第四阶级的妇女运动。他看到了劳动妇女首先属于劳动阶级，自然要将阶级革命放在第一位。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女权运动与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在根本利益、目标和方式上的不同。（14） 之后，陈望道的《我想》一文进一步阐述了田汉关于第三阶级妇女运动和第四阶级妇女运动的认识，并对两种妇女运动作了更明确的辨别。他说：“我觉得‘女人运动’共有两大类：一是第三阶级女人运动；一是第四阶级女人运动。第三阶级女人运动，就是中流阶级的女人运动；第四阶级女人运动，就是劳动阶级的女人运动。这两类运动，宗旨很是不同，万不能混淆牵扯。简括说来，第三阶级女人运动，目标是在恢复‘因为伊是女人’因而失掉的种种自由和特权；第四阶级女人运动，目标是在消除‘因为伊是穷人’因而吃受的种种不公平和不合理。所以第三阶级女人运动，是女人对男人的人权运动；第四阶级女人运动，是劳动者对资本家的经济运动，宗旨很是差异，要求也不相同。”在这里，陈望道深刻地认识到资产阶级妇女由于不存在经济上的阶级压迫，她们只是单纯地要求妇女权利，其运动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而劳动阶级的妇女运动首先要求的是经济解放，不是单纯要求性别平等的女权运动。他进而指出了当时欧美的女权运动和正风行于民国的争取各种妇女权利的运动都属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并警告说：“这种运动完全达到目的，得到的也只是有产阶级里的男女平等，却并不是‘人类平等’”，与劳动妇女毫无关系。因此，他反对“专致力于第三阶级的女人运动，将第三阶级女人运动看作女人运动的全体”。（15）他注意到妇女的社会（阶级）属性，认识到了从来不存在超越阶级/阶层的妇女，所以欧美女权运动不能泛化为囊括各阶级/阶层的妇女运动。 陈望道同时还看到了一般劳动妇女运动后起的现象。他说：“第四阶级女人运动，无论那国，都发生在男人劳动运动之后。”（16）对此李大钊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说：“各国底女权运动，都发源于中流阶级，劳动妇女底运动比较的后起”（17），但是，他们也知道“现在的中国男人还多不晓得劳动运动是怎么一回事，第四阶级女人运动自然更无希望了”（18）。这就指出了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开展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劳动妇女运动还在其次。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对两种妇女运动进行性质的区分时，也注意到了阶级内部的性别歧视问题。陈望道认为：第四阶级妇女运动“是在驱穷。穷的不只女人，所以这种运动正该男女合力；不像第三阶级女人运动将男人作瞄准”。田汉说：“普天下男子能尊重妇人，自任为女子之良友。”“普天下女子自觉其‘人生必要品之生产者’的地位，自任为男子之良友。”（19）李大钊指出：“劳工妇女的运动亦不该与劳工男子的运动互相敌对，应该有一种阶级的自觉，与男子劳工团体打成一气，取得一致的行动。”（20）这些认识其实就是要求无产阶级不要有男女间的性别歧视。 应该提到的是，这些早期共产主义者划分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和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理论，也直接受到了当时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妇女理论家山川菊荣的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区别之后，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与认识，几乎一致认为，中国妇女问题的彻底解决，必然要进行劳动妇女运动。 大约从20年代初起，他们就明确提出了女权运动应该移到第四阶级的号召。以王剑虹的《女权运动的中心应移到第四阶级》的文章为例。文章首先对五四以来的中国女权运动进行了反省，“女子解放运动，从五四闹到现在，而关于事实上实际运动，女子的成绩还很少”。然后王剑虹指出了许多中上层阶级的女子压迫无产阶级女子等事实，明确说：“女权运动的中心，要移到无产阶级来”，“我们有觉悟的女子，应该组织团体，加入无产阶级革命军的前线，努力反抗一切掠夺和压迫，从根本上去改造社会，建设自由平等的、男女协同的社会”（21）。 他们不仅主张女权运动应该向下层劳动妇女移动，而且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和苏俄妇女解放理论的吸收，他们也主张上层与下层妇女运动相结合。李大钊明确指出：“多数劳工妇女在资本阶级压制之下，少数中流阶级的妇女断不能圆满达到女权运动的目的。反之劳工妇女运动若能成功，全妇女界的地位都可以提高。”所以，女权运动应该与劳动妇女运动相结合。他列举了英美和澳洲上下层两种妇女运动结合取得成绩的例子，但是他也认为在阶级争斗剧烈的国家，“中流阶级的妇女运动与劳动阶级的妇女运动决然分离”。（22） 陈独秀在《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一文中直接提出了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主张。该文是1921年1月29日陈独秀在广东女界联合会的演说词。演讲开篇就鲜明指出：“女子问题，实离不开社会主义。”“妇女问题虽多，总而言之，就是经济不独立。因经济不独立，遂生出人格的不独立。”他认为，社会主义承认男女皆有人格，要求男女都要做工，同等劳动，“所以必到社会主义时候”，妇女问题“才能根本解决”。（23） 综上所述，苏俄妇女解放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使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妇女问题上形成了如下共识。第一，资产阶级女权运动不是彻底的妇女解放运动，它与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实质区别在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对象是男性，目标是男女平权。无产阶级妇女运动是为了推翻阶级压迫与摆脱贫穷，目标是阶级解放和男女平等。这种看法表明，当时早期共产主义者发现妇女具有女性和阶级双重身份，即妇女除了处于女性这个境遇外，她们还因为在社会经济地位中的位置，被划分到不同的阶级里，与同阶级的其他人处于相同的阶级状况之中。所以，他们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存在利益相同的女性群体，它早已被阶级问题所分化。即女性群体本身是由不同阶级和不同种族的妇女所构成，她们会因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采取本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妇女的主张和要求不能反映和代表被统治阶级妇女的利益，反之亦然。那种将欧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看成是“女人运动的全体”的观点，只看到了女性在性别群体中的弱势状态，而忽略了女性在阶级等级中的身份及其对女性地位的影响。第二，性别解放与阶级解放有密切的关系。阶级解放制约着性别解放，而性别解放又从属于阶级解放。这显示出早期共产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发现了性别问题与阶级问题相互纠结的事实。他们通过介绍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接受和认识到了阶级不平等与性别不平等是同时产生的，这两种压迫机制也紧密相连。因为恩格斯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而现代社会则是纯粹以个体家庭为分子而构成的一个总体。现在在大多数情形之下，丈夫都必须是挣钱的人，赡养家庭的人，至少在有产阶级中间是如此，这就使丈夫占居一种无需有任何特别的法律特权的统治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24）这就是说，性别制度和阶级制度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存在一个因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多少而形成的社会经济的等级差异。这就决定了阶级问题是性别和阶级制度之中最根本的问题。当然，性别问题的解决必然离不开阶级问题的解决。尤其对遭受性别和阶级双重压迫的劳动阶级妇女来说，性别解放一定要随着阶级解放来进行。第三，中国妇女运动应该走苏俄式的劳动妇女解放的道路。早期共产主义者十分清楚中国的社会现实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欧美国家社会阶级矛盾较为缓和，所以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没有明显的阶级冲突，她们易于为共同的性别解放而团结起来。中国与革命前的俄国相似，充满了阶级斗争。剧烈的阶级冲突完全将性别群体分裂开来，形成了性别群体的公开对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妇女虽然都受到性别压迫，但是她们首先认同的是自己的阶级身份。而苏俄的妇女解放就是通过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来解决性别问题的典范，自然成了中国劳动妇女性别解放的榜样。第四，无产阶级内部应该消除性别歧视，站在平等地位彼此合作互助，以男子为主的革命离不开妇女，妇女更离不开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