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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的要求使中共在妇女工作问题上有了回应。这个回应明确体现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的《妇女运动决议案》（33）中。该决议对性别歧视问题不再像二大决议案那样笼统带过，而是作出具体指示。决议指出：“男工女工间之冲突亦随而发见。此种冲突之来源大致由宗法社会轻蔑妇女之习惯与成见，还保留于男工之中，以致女工在工会中常感男工压迫侮弄之痛苦，因而另思组织女工会，此实为工人阶级分裂之危机，本党关于此点应尽力宣传，不仅要号召男女工亲密团结，而且要扫荡男工轻侮女工之习惯与成见。”会议决定通过“设立妇女委员会”和创办单独的妇女刊物来解决这个问题。1924年6月至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五大通过了《共产党在劳动妇女中的工作》决议，再次强调“必须重视在劳动妇女--无产阶级妇女、农村妇女和小资产阶级妇女的各阶层妇女--当中进行工作”，给远东各国共产党下达的争取劳动妇女的“首要任务是与生活习惯和宗教方面的种种偏见作斗争”（34）。共产国际五大的指示影响了中共四大。1925年1月中共四大制定的《妇女运动决议案》指出：“本党妇女运动应以工农妇女为骨干……使工农妇女渐渐得为妇女运动中的主要成分”。决议在入手方法上提出要求：“在民族运动、阶级争斗整个历程中，我们应努力指明无谓的男女界限的争执足以妨碍妇女运动与民族运动、劳动运动的密切关联”（35），直接体现了共产国际致力于纠正劳动阶级落后的性别偏见的指示。 然而，由于性别解放要服从阶级解放，所以在阶级革命中来纠正性别偏见对“尚在幼年时期”的中共来说并非易事。在实际中，中共的妇女工作常常遇到较大阻力，这主要表现在：在党内存在忽视妇女运动的倾向，群众不觉悟，缺少妇女人才，妇女党员太少，妇女组织不健全，男工轻视女工等。例如，1926年7月《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工作报告》就指出，在广州女工运动中，“男女工人间，常发生冲突……执委多袒护男工，因此女工对于工会常常怨恨说：‘有工会还是没有的好’”，“在毛织巾女工方面，执委也未十分注意，以致女工异常涣散（这也是轻视妇女运动的事实）”，在湖北“现在已有组织的女工约三万多，但是因训练缺乏，她们与男工的关系不好，时有意见”（36）。1924年7月中共代表在共产国际妇女部第三次大会上就希望共产国际“能给吾们以最好的策略，以帮助吾们能猛勇前进”（37）。 应该指出的是，从共产国际五大后，一直到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日益强调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策略、“到群众中去”的方针、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共产党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化”等问题，故而对于指导中共妇女运动的方针也是围绕上述四个方面来确定，这就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共妇女政策的中心也调整为如下内容：发动广大工农妇女参加国民革命，扩大和健全妇女党组织，建立妇女联合战线（统一战线）。这一政策在1925年1月中共四大《妇女运动决议案》和1926年9月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均有明显体现。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结束了陈独秀右倾主义错误路线的领导，但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走上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道路，反映在妇女运动中，就是一再要求党在城市发动女工起来暴动，认为这是妇女运动的重心，反之，就是对妇女运动的轻视。同时，强调党的妇女工作人员无产阶级化。1928年7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正是共产国际这种“左”倾路线直接指导下的产物。该决议在总结大革命时期党的妇女运动时，首先批判了“中国共产党在机会主义的影响下，在指导妇女运动中也是机会主义的”错误，然后依照共产国际要求中共高级领导层无产阶级化的指示，作出了“党的妇女工作人员应无产阶级化”的决定。（38）随后，1929年中共广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妇女运动草案大纲》就十分明显地贯彻了共产国际在中共六大上要求党的领导无产阶级化的决议，提出“党的妇运应群众化及无产阶级化”，“首先注意大城市无产阶级的女工群众”（39）。到30年代初，随着“左”倾机会主义的加剧，党的妇女运动政策中心完全转向了在城市发动女工运动，具体的策略就是组织城市女工的公开罢工与暴动。以1930年10月《江西省通告第二号》为例，通告指出：“目前革命的国内战争正在开始，党的任务是……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对于妇女是“组织她们于革命战争之内……实现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40）。又如1931年1月3日中央给江南省委的指示信《关于最近上海妇女工作》，其中第四条指示是“迅速改组省妇委，五人至七人，要女工占多数，至少三人”（41）。最后的结果就是妇女运动遭到很大损失。进入30年代中期以后，中共日益脱离苏俄共产国际的影响，妇女运动也逐渐走上了独立发展的轨道。 综上所述，20世纪初经过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探索，中共在苏俄妇女解放的影响下，认识到中国妇女解放应该走不同于欧美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道路，并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使中共早期妇女运动在妇女组织、妇女人才、女共产党员和无产阶级化等方面成长起来，取得了不少成绩。这是值得肯定之处。但从苏俄和共产国际输出的一些错误路线和思路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劳动妇女运动，这就是脱离中国本土妇女文化、照搬苏俄妇女运动模式--主要关注城市妇女和城市女工，忽略农村妇女，以强调妇女的辅助和服从地位来化解无产阶级内部的男女矛盾，这不利于清除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性别歧视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妇女解放，使中共早期妇女运动经历了一段曲折。实际上，当时中共力量在城市薄弱，城市劳动妇女运动的基础和条件也较差，传统的性别歧视根深蒂固。早期中共党人只注意到苏联的阶级对立，却忽视了两国在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状况上的不同特点，显示了中共早期妇女运动的不成熟和不自主。中共早期妇女运动的教训说明：只有立足于中国本土妇女的利益，制定自主的妇女解放政策与方针，将消除性别歧视与革命斗争相结合，才能达到中国妇女运动的真正目的。 注释： ①金一：《女界钟》，上海大同书局，1903年，第64-65页。 ②20世纪初先后存在过两种《女子世界》杂志。一是创刊于1904年的《女子世界》，由丁初我创办于上海，1906年停刊。这个《女子世界》是宣扬妇女解放的进步刊物。二是1914年创刊于上海的《女子世界》，由天虚我生为主任编辑。该《女子世界》是以介绍妇女日常生活、宣扬妇女美德为主题，缺少革命气息，停刊时间不详。这里是指丁初我创办的《女子世界》。 ③《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第931页。 ④《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4号。 ⑤《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3号。 ⑥《解放与改造》1919年第1卷第3号。 ⑦李达（署名李鹤鸣）：《女子解放论》，《解放与改造》1919年第1卷第3号。 ⑧《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2号。 ⑨《新青年》1921年第8卷第5号。 ⑩《每周评论》1919年7月13日。 （11）《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3号。 （12）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25期，1922年1月18日。 （13）《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2号。 （14）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中国妇女出版社，1981年，第32-34页。 （15）《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第78-79页。 （16）《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第79页。 （17）李大钊（原署名守常）：《现代的女权运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25期，1922年1月18日。 （18）《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第79页。 （19）《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第79、34页。 （20）李大钊（原署名守常）：《现代的女权运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25期，1922年1月18日。 （21）《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第93-94页。 （22）李大钊（原署名守常）：《现代的女权运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25期，1922年1月18日。 （23）《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第104、106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