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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与国家的矛盾日益彰显，全球化不仅侵蚀着国家主权，同时也激活了民族主义。[1]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社会形势下，民族主义的“国家叹息”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人们说“少数群体爱找国家的事”，但是在每一个爱找事的少数群体背后，都更可能有一个在向少数群体施压的国家。[2]（P.2）这就强调了民族与国家需要协商调适才能和谐共生的重要性。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民族分离的权利，如果不学会调适民族文化差异，分离就会随时威胁国家。一旦少数民族认为他们的利益无法在现存国家中得到安排，他们就会考虑分离。[2]（P.90）本文基于笔者的实证调查，以沧源佤族为例，描述了建国60年来国家与佤族的互动历程，从而探寻民族与国家和谐共生的条件。 一、沧源佤族的村寨部落社会佤族，自古以来就繁衍、生息在怒江以东、澜沧江以西的广袤土地上，中国佤族与缅甸佤邦跨境而居。由于特殊的自然和地理环境，加之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佤族地区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既不与中原王朝交往，各部落之间也不相互往来，各部落画地为牢，各自为王，以致被称为“徼外”之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沧源佤族是各自为政的村寨部落社会，居住在各区的佤族人民，分属于不同的部落：岩帅区属于岩帅部落，班洪区属于班洪部落，永和区属于永和部落，单甲区属于绍兴部落，还有部分地区属于现在缅甸境内的绍帕和绍兴部落。 封闭的佤族村寨部落社会，使得佤山的国家认同意识处于滞后状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央政府的教化基本很难辐射到阿佤山区。中原对佤山民族而言，那更是遥不可及。然而，佤山地处中缅边界，致使佤族形成了出国容易，进省难的特点。历史上中缅边界的弱化为佤族边民的自由互动创造了条件，从而培养了边民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建国60年来，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国家的大力扶持，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相助以及佤族人民的忘我劳动，阿佤山在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诸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原始落后的社会面貌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佤族的认同意识产生了很大变迁，过去只知有“族”，不知有“国”，而今既知有“族”，又知有“国”。 二、国家意识形态的嵌入 新中国成立前，历代王朝对佤山的监控力度有限，介入程度也十分粗浅，致使佤族的国家身份归属亦较为模糊。新中国成立完成民族-国家的建构后，使得边界、边疆产生实体意义，佤族的历史发生了质的变化，这都源于国家对佤族的国家认同的建构。 （一）民族识别：佤族身份的国家创造 沧源于1949年5月6日解放，1951年正式成立县人民政府，辖6区53乡，66424人。当时有5种民族，其中佤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5%以上。境内仅有几个小坝子，占0.8%，其余为山区，占99.2%。[3]（P.181）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使各民族不分大小，真正达到一律平等，从而调动各民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国家通过民族识别将处于持续变动中的各个民族进行识别，给予其固定的族称和明确的政治、法律地位，还帮助其创造文字，然后给予政策倾斜和帮扶。国家通过提升处于弱势地位民族的办法来处理民族问题，协调民族关系，实现民族平等，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1954年3月，根据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和云南省委指示，云南省委统战部和云南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组织了在昆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学院、昆华医院、省委统战部和省委语文研究组等7个单位的专家、学者、教授和科研人员共46人，组成云南民族识别研究组，下又分为7个工作小组，由林耀华先生等人负责，开始了云南省民族识别第一阶段的工作。佧佤族（后改为佤族）是当时初步识别出的少数民族之一。无论是“巴饶”支系、“阿佤”支系、还是“本人”支系，国家通过民族识别为其建构了共同的民族身份--佤族。担任沧源县芒卡镇南腊村十五年的老支书杨峰介绍了“本族”的识别和归并： 芒卡镇南腊村共有9个组，354户，居住着佤族、汉族、满族。佤族有227户，本族（本人）117户，汉族有8户，满族有2户，1户姓冯，1户姓阿，都从永德迁移过来的。我的爷爷是满族，奶奶是永德的本人，我的爸爸是本族（本人），妈妈也是本族（本人），他们都在永德出生。后来为了躲避抓壮丁，迁移到南腊居住。后来我在南腊认识了妻子，我是本族（本人），妻子是当地的正宗佤族。我有三个儿子，他们的民族身份都是佤族，两个儿媳妇也都是佤族，但大儿媳是从永德迁移过来的本族（本人），二儿媳是当地正宗的佤族。我们原来不属于佤族，我们以前是本族（本人），后来变成佤族，是国家安排的。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填表都是写“本族”，后来到初中就统一规定改成“佤族”了。我们本族（本人）叫佤族为“布饶”，叫汉族为“瑞”；佤族叫我们本族（本人）为“么洪”，叫汉族为“获”。其实还是有不同的地方。虽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说自己是本族（本人），但填表的时候，都是写佤族。本族（本人）佤族就一样了。 随着我国民族-国家建设进程的加快，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要强于以往，“民族”身份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人们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不断得到强化。虽然国家经过民族识别把“本人”归并为佤族，但他们仍然称自己为本族。刚开始与老支书交谈的时候，他说自己是本族，后来看到笔者迷茫的面孔，又改口说：“就是佤族了”。随后他带领笔者走访了其他人家，对我介绍说：“他是本族，他媳妇也是本族……就是佤族了。”笔者也注意到本族在与其他佤族交流的时候常说：“我们本族，你们佤族。”而且他们愿意别人称他们为本族，而不是佤族，这就体现了有意识地加强自己的族群认同。可见，通过国家的民族识别和归类，佤族的支系“本人”（“本族”）在国家话语的规范下成为了法定的佤族实体。原本认为自己是本族的佤族人正在慢慢改变着自己的身份，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本族”会逐渐认同和接受“佤族”这一称谓。起初由坚定的本族认同到“本族就是佤族了”再到不久的将来完全适应了国家对民族的建构后，他们就会不再犹豫地承认“我是佤族”这一坚定的民族身份认同。这样，原本由客位出发的、由国家制定的“民族”分类，逐渐变成了“本族”人的主位认同。 （二）民主改革时期的动态平衡 民主改革是消除剥削制度的必然途径，但在改革中党却始终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考虑各民族的特殊情况，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坚持和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商量，等待上层人士的觉悟。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发动群众，团结民族上层，开展民族工作，曾在一段时间内，暂时维持沿用着土司制度的那一套机构，其中有头人管辖的乡寨，也有国民党设置的镇保。尽管这样，建国初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欺骗宣传，加之境内外敌人的乘机造谣恐吓，散布变天思想，致使各族人民，特别是民族上层存有怀疑，部分上层人士携带家属财产到了境外。为了解除这些顾虑，1951年，中央派出懂民族政策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并派出工作组反复向民族上层和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做好事、交朋友、组织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观学习，召开各族各界代表会议，疏通民族关系，团结稳定上层，联系群众。为了让外迁人员尽早回归祖国，工作队的同志除了耐心细致地做好尚在国内的上层人士的工作外，还采取书信和带口信的方式，给在境外的上层人士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经过努力，大多数人先后回到了沧源。 1.“直过区”政策与佤族的国家认同 1955年3月17日，沧源县委在全县头人代表会议上宣布了沧源县不进行土地改革的决定，实行“直接过渡”的方法。针对“直过”地区各族人民半数以上人口缺吃少穿，没有耕牛、农具，生产力十分低下的特殊情况，根据国家实行“多给少取”，大力扶持的经济政策，云南省委采取“只给不要”的方针，大力扶持群众发展生产，对“直过区”中特别贫困的各族群众发放生活救济款和救济物品。中央和云南省适时核拨、贷出生产建设费，以尽快帮助改变“直过区”“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发展经济。在核拨生产建设费的同时，国家贷款给“直过区”发展生产之用。为了支持边疆的复杂斗争，中央1952年拨200万元作为边疆民族工作的特补费，并采取特殊的税收政策。对“直过区”人民的爱国公粮开始是免交，后采取自愿交纳，而且数量也只是象征性的，目的是培养群众的爱国、爱党意识。 正是党和政府实行了“多给少取”的方针和扶持政策，有力地促进了佤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了“直过区”的历史性飞跃。这一时期沧源佤族地区的政治制度建设虽然是自上而下的展开，但是，整个过程的发动和具体环节的展开，都十分重视边疆少数民族的情感和反应。佤山地区人心舒畅、社会稳定，群众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迎来了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佤族的国家认同感日趋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