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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料显示，班老公社在1960年中缅划界时约有1100多户，5600多人，分居43个村寨。成立公社后分7个大队，40个生产队。1971年有880户，4315人，其中佤族807户4044人，其余为汉族、本人（后归为佤族）和傣族。1970年班老公社共外迁73户313人，其中，地主6户19人，贫下中农67户294人。在外迁户中，有副大队长1人，大队委员3人，小队长5人，小队副队长3人，保管员2人，会计2人，小队人保委员1人，小队保健员1人。1971年1月至2月又外迁22户91人，其中地主1户1人，富农1户5人，贫下中农共20户85人，匪属2户8人。共计95户404人。④ 边境各族人民的流向，实际上成为测量该国生活状况和社会稳定程度的晴雨表。[6]笔者在岩帅调查时，谈到那段难忘的历史，岩帅老人叶萍（女，64岁）叙述道： 当时不准里通外国，不能出国，不能与国外亲戚见面或联系，这种不认伴，老百姓肯定接受不了。哪个想出去串亲戚、赶街被认为是叛国，开始还用嘴说，后来民兵直接用枪打，再后来政策越来越凶，老百姓也就越逃。“文化大革命”期间，批斗一天比一天厉害，天天批斗上层头人，岩帅老百姓感到：“不行了，不行了，以后这个社会成什么也认不得，赶快离开，不要说我们了，就是他们自己都整自己的头头（领导）。” 改革开放前，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大规模的社会政治运动致使佤族能明确感知国家的形象。虽然这种方式是一种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强制性单向灌输，却不能否认它所带来的积极作用。长期积淀的佤族村寨部落体制在一系列翻天覆地的运动中产生了变迁。“这些政治运动以及通过政治运动推动的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彻底改变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从根本上摧毁传统的民族地方政权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也为新生的人民政权奠定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国家意识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不可忽视的是，这种强制认同所带来的强烈的不适应也付出了一定代价，即出现了佤族边民一定规模的外迁。历史表明，采取单向、粗暴的强制认同方式的结果常常是适得其反的。边民的迁出除了国家力量的影响外，也是佤族理性判断的结果。可见，佤族能在综合既定条件和各种关系的判断后，策略性地选择甚至改变他们的既有国家认同。因而国家与民族的和谐关系是在国家及其成员之间的不断交流、对话甚至博弈中共同构建的。 佤族社会从部落制度一步跨入社会主义，出现短暂的经济社会发展黄金时期。后又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痛楚，佤族表示“共产党昂勐”，（意为“共产党不好”），这些都折射出佤族与国家的不和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提供了较坚实的物质基础，直至21世纪的到来，国家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让倾斜的“天平”渐趋平衡。佤族表示“共产党勐”“共产党带勐”（意为“共产党好”、“共产党非常好”）由此佤族内生了深刻的国家亲和感。 四、新时期边地佤族感知的国家行动及内生的国家亲和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国情、省情以及民情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逐步走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制度与邻国的社会制度相比，优越性日渐显现，佤山地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出现跨越式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黄金发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云南从各地实际出发，不断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努力发挥各族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探索了一系列发展民族经济的新路子，加快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步伐。进入21世纪以后，云南省委、省政府在总结历史经验、多年探索研究的基础上，对“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方针进行补充，新增“因族举措”。将全省民族地区划分为民族自治地方、贫困少数民族地区、散居民族地区、边疆民族地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未识别民族聚居区，对这六类地区进行分类指导，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措施，探索总结“一族一策”、“一山一策”、“一族多策”等成功经验，并加快云南对外开放的步伐，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把云南从对外开放的末梢变为对外开放的前沿，经济社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历史飞跃。 过去佤族的生活很苦，“刀耕火种”农业是佤族的主要经济部分。硝烟远逝，如今佤山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着“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家采取更加优惠的扶持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优势产业，真正实现每个民族自治县有1～2个支柱产业，每个民族乡有1个支柱产业，每个民族村培育1个优势产业的目标，以转变发展方式，加快发展，缩小差距。当地政府根据佤山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扬长避短，大力开发热带经济作物、抓基础设施建设，带领阿佤人民生活日趋走向富裕。按照“低胶，中薯，高茶、竹子、核桃，林畜并举，服务矿电”的产业发展思路，采取长、短结合，重点念好“山字经”，写好“山字文”，推进阿佤山区农业综合开发。在发展中，一方面考虑产业带动发展问题，另一方面考虑产业对基础设施拉动作用，以产业发展带动基础设施建设，以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发展，实现产业与基础设施协调发展、良性互动。通过以上工程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佤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优化了发展环境，提高了发展质量。农村山、水、林、田、路集中整治取得了可喜的变化，群众用电难、饮水难、行路难的问题得到较大缓解，农民增收致富的基础进一步夯实，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边陲佤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此外，国家加大了县、乡、村服务医疗机构的建立，各族群众看病难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自从实行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沧源户籍的农村户籍人口和因小城镇建设占用土地既未安排工作又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农转非工作人员大多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仅沧源一个县，全县共有17个医疗卫生单位，全县93个行政村均设有卫生室，参加新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群众达131236人，参合率达92.86%。⑧补助标准逐年攀升，有效缓解了群众看病的经济压力，佤族群众参合率高，折射的是对制度的高度认可，佤族的国家认同感日渐增强。 种种迹象表明，佤族对国家的发展和本民族的发展感到满意，佤族人亲身感受着中国经济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纵向对比中更加坚定了佤族人民对祖国的热爱之心。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迁，佤族人由衷地赞叹国家的好政策，佤族的文化实践活动中融入了更多的国家身影，佤族生活中的国家在场处处显现。笔者在岩帅大寨调查时，看到每家每户供台上方的墙上都贴有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的画像，有的还粘贴上建国初期十大元帅的画像，甚至把中央领导人的画像摆放在镜框里，和自家祖先神灵等同供奉，祈求国家发展、村寨平安、家庭幸福。在这里，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就成为了一种象征符号，这种“伟人效应”激发了佤族因对国家领导的赞赏而产生的愉快感和亲和感，这种内生的国家亲和不断演绎到了佤族的日常行为和文化实践活动中，表现了佤族人对政治领导的真诚认同。在各种仪式中，总会听到佤族人的赞美：唠咧唠咧共产党（意为“感谢共产党”）！希望国家顶邦朗拉！希望佤族永哦永贵（意为“希望佤族幸福安康”）！ 五、民族与国家和谐的条件--江三木洛 民族是人类存在的一种必然形式，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国家仍要与民族结伴同行。我们在无从改变二者并存的客观事实基础上，只能改变我们的态度，心平气和地接受民族的存在，并坦然接受其善和不宜，并设法使其成为有宜者。政府已经认识到，只有增强统一国家的凝聚力，才能达成民族与国家的和谐共存。多民族国家要创造社会凝聚力，吸引具有文化差异的各类族裔群体，最重要的就是在国家的一切公共生活中体现出制度化的平等。佤族文化中表达对制度平等的渴望之情就是“江三木洛”，它具有公正、自然、和谐、宁静的意向，是佤族人民一切理想事物的代名词，也是佤族与国家和谐共生的重要条件。 然而必须正视的是，资源的分配总会因各种因素导致民族间利益的分享出现各种矛盾。收入差距加大导致的被剥夺感，社会竞争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对权力寻租的无助感，交织成佤族社会的“弱势心理”，成为佤民的一场心理病，正在蔓延。这就需要国家释放善意，通过机制设计的公正来保证利益的公平分享，真正做到“江三木洛”，才能满足佤族的国家认同要求，让佤族自愿选择留在既有国家之内。同时，国家应重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努力整合各民族的文化，使之形成为全民共享的中华民族文化。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经历了漫长的农业文明变迁和近代殖民主义下的民族革命，以及60年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今天“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多元文化在一个现代国家内部共存，是现代国家体系中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也是历史一再证明最具活力的国家形式结构。多样的文化才能有色彩斑斓的社会，社会秩序才能在多样的文化中保持平衡和稳定。多民族国家秩序的维持和发展扎根于各区域性秩序的平衡发展之中，佤族作为中国文化多样性大家庭中的一员，在认同本民族的同时，需要理解、服从国家的制度安排，毫不动摇坚守对国家的认同；当然，也尚需国家包容和尊重民族差异，在坚持民族平等的条件下，不断调适与佤族的关系，达到有效的整合，促进民族与国家的和谐，才能形成和巩固良好的社会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