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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团结公约 建国初期，部分佤族头人及群众受国民党残军的煽动逃至缅甸，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头人率领民族武装进犯新建的地方政权，杀死解放军等情况，后在云南省委采取措施，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开展大量“访贫问苦”的工作后，人心得到了逐步稳定。政府与佤族达成了相关协议，由此佤族对国家的认同逐步建立并日渐增强，良好的社会秩序得以生成。 上困马与困马党政军协议书① 1956年3月3日困马挨戛受匪特挑拨杀死人民解放军三人，这一行为是违背上困马头人群众的意愿，是严重破坏团结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上困马头人群众已将死者尸首、枪支、物件送还解放军，并交出凶手挨戛给人民政府管教。参与者决心改正错误，欢迎解放军和工作队进驻上困马开展工作外，现经与困马党政军代表谈判达成下列协议：听共产党、毛主席、人民政府的话，坚持民族团结，不听信匪特的造谣挑拨，听到谣言即报告政府并积极协助追查；贯彻执行政府领导帮助兄弟民族发展生产的政策，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当前生产生活上的困难，给贫困者适当救济，领导群众逐步发展政治经济文教；贯彻政府尊重兄弟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全体人民尊重佧佤族的风俗习惯，不侵犯佧佤族人民的利益，佧佤族头人群众保证工作人员安全，不打解放军；协助政府追查国民党土匪特务及坏人，对自动向政府坦白自新的土匪特务坏人，政府可以从宽处理。 上述协议于一九五六年于下困马达成协谈签订，即日生效，双方不得违背。 困马党政军代表：周德纯 上困马代表：许振国彭启祖 中间证人：肖哥长② 为使民族上层坚定跟共产党走的信心，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社会主义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党和政府组织上层人士到内地参观，并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这些都属于智慧政治家群体强化国家认同推动民族与国家和谐的优秀举措。通过这一行动，使佤族亲眼看到祖国的繁荣富强，让他们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应感到自豪和光荣，进而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与此同时以办训练班、开头人会、群众会等多种形式，来提高民族上层的觉悟，促进他们的思想改造。经过几年的工作，很多上层改变了立场，逐渐靠近了党和政府，积极参与政治协商、拥护和帮助工作队工作，思想认识也随之提高，佤族各部落还签订了团结公约，以佤族特有的方式进行剽牛盟誓，效忠于祖国。 团结公约③ 蛮海、敢诺代表于1956年8月26日在蛮海剽牛开会，决定结束过去相互仇杀械斗的局面，旧事不提，并双方共同修复过去因械斗而阻塞的道路桥梁以示团结，今后共同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土匪特务。发展我们的生产、贸易、文化、卫生事业，使我们和祖国人民一道共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今后如哪一方再对另一方进行杀害，应受到政府和我们共同的惩罚。 蛮海代表：田拿保、田勤当、田尼不勒、李孔三、陈尼甩（场有手印）、田布来戎、田桑 敢诺代表：赵三保、赵挨桑、肖戛考、李戛保（场有手印） 政府证人：肖哥长、许振国、赵三保、田伯长 公元1956年8月26日于蛮海 哈贝马斯曾言，现代集体认同“与其说是现成的，不如说是做成的”。[4]（P.52-53）民主改革时期，通过国家与佤族的一系列有效互动，佤族对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信任日渐牢固，佤族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是高度认同的。 三、“天平”的倾斜 国家与民族相伴，由此形成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保持着一种张力，二者此消彼长的关系取决于民众利益诉求的满足情况。[5]佤族社会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量边民被迫迁往境外佤邦，佤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天平”处于失衡状态，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失谐。 （一）佤族社会在“大跃进”中的惊恐 正当直过地区稳步健康发展之时，1958年开始，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倾急躁冒进的错误，在政治上开展“整风反右”斗争，加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严重挫伤了“直过区”各族群众的积极性，对民族“直过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同时大搞民主改革补课，提出“直过区结合建社把地主、富农划分出来，确定阶级成分的年限以1950年、1951年和1952年三年为依据，解放前三年为参考。”1958年7月，临沧地委和沧源县委根据省委直接过渡会议精神，发出了《关于划分阶级的意见》在全区直过地区划分阶级，在半月的时间内批斗地主、头人，划出阶级，底财、浮财，废除封建剥削，开展民主革命补课。省委规定，直过区划分阶级中，所划出的地主、富农不得超过3%，而沧源所划出的地主、富农所占比例高达6.9%，超过省委规定的2倍多。④而且将许多群众错划为地主、富农，错划成分1048户，其中将979户农民错划为地主、富农，错划率为62.3%。⑤ 1959年7月复查后，不但没有缩小打击面，反而更加扩大了打击面。据1972年5月阶级复查总结记载，复查前的地主是426户，富农1303户，打击面由1958年的6.9%扩大到1959年的10.06%。1972年，根据中央有关指示，县委在省委、地委工作组的协助下，对全县的阶级成分进行了全面的复查和纠正。复查后的阶级成分是：地主154户，占0.82%，其中分子户105户，占0.56%；富农627户，占3.38%，其中分子户361户，占1.59%。结果是打击面（地、富分子户）466户，占2.51%。[2]（P.199）事实充分说明，1958年的划分阶级和1959年的复查，都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违背了党的方针政策，破坏了民族团结，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民族感情，损害了党的威信。岩帅大寨尼噶老人（男，68岁）回忆起“大跃进”时期的佤山时，惊恐的眼神显露于表。 那时整个阿佤山区，红旗招展，人喊马叫，到处是找矿挖矿、架桥筑路、挖沟开田人。凡上阵的人一律自带行李、口粮及工具，吃住在工地上，节假日不放假，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战钢铁铜，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工业水平”的口号。因为害怕完不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干部还强迫群众把家里能用的钢、铁、铜、铅、锑制的锅、盆、桶、壶等灶具当废旧物拿去冲抵上交任务，由于缺乏科学技术指导，结果只炼出些铁渣。有些农民沉痛地说：“大跃进”是大要命，结果被打成右派或“三反分子”。种地土地深翻要达到l公尺，每亩播种上百斤甚至上千斤。地挖得太深，不仅浪费劳动力，而且把生土翻上来熟土翻朝下减低了土地的肥力。种子播得太多，超过了可能达到的亩产量，浪费籽种而且禾苗不能正常生长发育。沧源县提倡煮狗肉追肥，剪头发追肥更是荒谬。头发是不能被作物吸收的，况且头发数量有限，即使把全县人的头发剪下来，把全县的狗杀光，也起不了作用。如此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在那个头脑发热的时期，共产党信奉的唯物主义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而坚持唯物主义的人，却被视为右倾保守，受到攻击。（根据尼嘎老人口述整理） 国家与佤族互动不和谐给境内外的敌对势力有机可乘，如说：“在中国不好，在中国‘大跃进’，一年苦到头，只分得一点点粮食，搬到缅甸随便种种都吃不完。”“搬到缅甸后，可以信迷信，做生意，要做什么做什么，生活困难政府还会照顾。”内外因素的联动，使得整个阿佤山人心惶惶。与境外佤邦相邻、与境外佤族同源的生计背景让人们在困难时期自然流向了“我们群体”的怀抱。截至1958年12月，据不完全统计，仅沧源县就外迁14639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1.4%，占全省外逃人数的12%，成为全省外逃人数最多的县。其中上层头人为186人（含政协委员7人），占上层头人总数的23.87%，占外迁人数的1.2%，富裕中农1156人，带走各种武器181支，骡子118匹，牛98头，白银550两，半开99700元，谷子40000多斤，大烟2330两。靠边境的永和区共5000多人，其中就跑了3000多人。整个沧源县共有21个村寨全部跑光，造成水田丢荒1158亩，田地里成熟的庄稼无人收割，牲畜家禽无人照管的凄惨景象。⑥ 此后，云南省委在执行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指出，边疆工作总的指导思想必须是“照顾大局，服从稳定，继续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在执行政策中，应严格区别于内地，注意不同民族地区的特点”、“一律不办公共食堂”、“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这才纠正了一些“左”的政策和做法。经过调整，动荡的局面开始缓和，紧张的形势得到扭转。在恢复了原有边疆民族地区行之有效的各项方针和政策后，全县通过转变作风，调整关系，纠正错误、甄别平反等工作的开展，使得外出人员陆续回归，外出现象得到遏止。到1959年底，沧源县共争取回归11000多人。⑦ （二）佤族社会在“文革”中的动荡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在极“左”路线和“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理论的指导下，将民族问题的实质定性为阶级问题，全盘否定“直接过渡”的方针政策，在边疆民族地区大力推行“政治边防”，恢复在60年代初已停办的人民公社，对“直过区”进行第二次土改和第二次“人民公社化”，严重破坏了“直过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使“直过区”各项建设事业受到巨大的损失。 同样，境外敌人不失时机地在“文革”时期进行造谣破坏，诬蔑党的民族政策。尤其是奈温反动军队正式收编的反革命分子李老五，自1970年10月以来，先后几次活动到班老境外曼相，利用边民赶集互市、探亲访友的机会，大肆宣传：“这几年日子不好过，就是不得信迷信，今后要想过好日子，只有听李老五的话，讲迷信。”“共产党的政策愈来愈紧，过去斗当权派，现在斗干部，如果你们不赶快搬出来，将来就会敲到你们头上。”“中国劳动多，开会多，批斗多，粮食少。到外面没有粮食发给粮食，没有毯子发给毯子。”李老五扬言：“要在户板盖1000幢房子，把班老人全部接出去。”内外因素的推拉，使得阿佤山区人心浮动，群众外迁不断。仅据1970年1月至1971年2月的不完全统计，沧源县共外迁205户794人。其中：贫下中农141户567人，地富64户227人。在全县8个公社中均有外迁人员，仅班老就有73户313人；糯良65户161人；单甲57户154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