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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民族走廊深居内陆腹地，自成一个内部体系完整的地理区位。从地缘上看，它处于我国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交汇地带，同时也是我国农耕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和分界地带。西北民族走廊内部自成一体，形成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但其地貌地形、气候类型等呈现出复杂多样性，这为历史上农耕与游牧民族在这一地区的迁徙往来、生存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多元”提供了得以发生、发展的自然地理基础。自古以来，各民族在这里往来迁徙，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地理环境，并在这一地区互动重构，你来我往，出出进进，分化聚合，涵融混杂，导致了这一地区多民族分布格局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1）西北民族走廊是多民族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枢纽。与藏彝走廊相比，西北民族走廊具有东来西往、南通北达的枢纽特点，其中东西走向的通道更为显著，历史上繁盛一时的“唐蕃古道”和“丝绸之路”在该地区重叠。因此，西北民族走廊不仅是自古以来我国多民族（或族群）南来北往、频繁迁徙的通道，也是内地各民族与西北乃至中亚、西亚各民族之间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孔道。因此著名学者贾敬颜先生亦云：“河湟走廊与河西走廊呈丁字形，都是中外交通、民族混杂的地区。”历史上曾有西戎、乌孙、月氏、匈奴、氐、羌、柔然、鲜卑、吐谷浑、吐蕃、突厥、沙陀、回鹘、党项、蒙古等古代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今天，这里依然有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土族、东乡族、撒拉族、裕固族、保安族、哈萨克族、满族等多民族分布居住。 （2）有不少天然通道与西北民族走廊相通。“走廊”是一种左右形成屏障的线性通道，而与线性垂直的方向则形成了较难通行的屏障，但这种屏障并非完全不可逾越。事实上，西北民族走廊众多的山脉都有许多山口，如河西走廊北侧的北山、合黎山、龙首山等诸山的结合处都有山口，成为居住在诸山南北两侧民族交往的通道；就是横亘在河西走廊南侧的祁连山脉，以其高大雄伟而被称为“天山”，但其中的缺口亦复不少，有阿尔金山口、扁都口等山口，还有象党河、疏勒河、北大河等南北向的河流，都成为河西走廊与青藏高原的通道。河湟走廊西部边界的日月山（属于祁连山脉），是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的咽喉。西北民族走廊的这种特点为历史上该地区的诸多民族与外界的交流、以及其他区域的民族迁入这一地区提供了条件。这正如民族学家李星星所言：“在一条‘民族走廊’中，包含有若干由山川构成的纵横的天然通道和一些易于封闭的相对隔绝地带。从历史方面来说，‘民族走廊’对于在其中活动的历史民族或族群而言，既有山水交通之便，又有山水屏障之用；既可为迁徙、流动的交通道，又可为退避、封锁的庇护地，以求民族及其社会文化的自我保存。” （3）西北民族走廊的经济形态具有多样性特点。西北民族走廊地貌类型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使这一地区的经济形态表现出多样性，这里既有以畜牧为主的沙漠、草原牧区，又有以旱作农业为主的农业文化区，又有二者混合型的区域。该走廊的河谷地区成为发展灌溉农业的主要地区，山地和一些丘陵地带，则形成了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另外，在该走廊还形成了不少农牧经济贸易中心，如在河西走廊有“河西四镇”，在河湟洮岷走廊有河州（今甘肃临夏）、兰州、西宁、丹噶尔（今青海湟源）等。 （4）西北民族走廊是我国西部一个重要文化传播带的交汇地和焦点区。诚如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数千年来中国从东北到西南始终存在着一个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一传播带由大兴安岭沿长城沿线至河套一带，再由河湟地区转而南下，然后沿青藏高原的东缘，直达滇西北与西藏山南地区。这里处于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的河西走廊，既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也是连接欧亚大陆的咽喉要道。中原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汉文化由此西渐，西方和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由此东传。另外，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有陇西走廊，这里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的必经之路，使这一地区成为连接祖国内地与青藏高原的重要桥梁。而且这里还是南北走向的藏彝民族走廊的北部起点。因此，这里作为多种文化的中转、过渡地带，是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熔炉”，这一地区的文化也显示出典型的多元、兼容、开放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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