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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等团结统一建国论--关于中国民族关系的新认识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的联合团结，是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和民族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点。从党建立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随着党对中国民族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入，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纲领逐步明确和具体。1924 年1 月，国共合作时期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提出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民族问题的双重任务，即“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14]并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革命胜利以后，组织自由统一（各民族自由联合的） 中华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按照马列主义民族平等原则，树立起无产阶级民族平等的旗帜，这就使中国的民族政策第一次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也可看到，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纲领，基本停留在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上，并没有具体的理论与政策。 从1927 年8 月到1934 年10 月，随着武装斗争的发展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活动日渐活跃，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党对民族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有了深入认识。在1928 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年在瑞金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1934 年1 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都做出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并将党的民族平等纲领转化为苏维埃政府的具体政策。1934 年10 月，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开始的北上抗日，以其特有的历史机遇，使党对中国民族关系的复杂性、重要性认识的更加清楚，党的民族平等纲领与政策，在万里长征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充实。但是，由于这个时期，党始终处于战争状态，只能播撒下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火种，对于中国民族关系虽然有了许多新认识，但是无暇深入思考和形成完整的思想，在民族团结的提法上比较模糊，一般是以“联合”、“结合”来表述。然而，正是党的早期探索，为延安时期的理论突破和创新奠定了基石。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特别是六届六中全会后，在民族关系上，党更加强调民族平等，强调各民族的团结，强调统一。党重申，“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15]党多次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之一，就是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在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指出：“对国内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16]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更将“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 [17]明确写入形同宪法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从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案、毛泽东《论新阶段》政治报告和当时党的许多文献中，都清楚地看到，党的民族平等思想体现在几个层次。即“， 蒙、回、藏、苗、瑶、彝、番”等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各民族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有平等权利；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及和各民族人民平等联合的权利等。显然，这时党对民族平等的内涵有了深入的认识。 关于民族团结，党在延安时期不仅明确使用了“团结”一词，并多次论述了其重要性，论述了民族团结的基础、条件、目标，加强民族团结的核心力量和为加强民族团结如何处理好各种关系的思想。1936 年8 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中，党号召，“一切民族应当在平等自愿的原则上最亲密的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18]1937 年5 月， 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及时指出“， 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19]这种民族团结，既包括中华民族整体的团结，也包括中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团结和各民族内部的团结，关键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团结。同时，党也指出，还要团结民族宗教上层，“这个统一战线，不但应当团结蒙古广大平民群众，并且应当把王公军人喇嘛知识分子也都团结在内”， [20]也要“极力亲近和团结回族的上层到抗战方面来”，[21]发挥他们在民族团结中的特殊作用。但是，要“反对在日本卵翼下的反动民族运动”。[22]而中国共产党是促进民族团结的核心力量，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 为达到团结抗日的目的，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必须要改善国内各族的相互关系。那么如何改善各民族关系，达到民族团结呢？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所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对党的各方面的民族政策做了详细阐述。实际上该报告已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答。笔者以为，如从如何改善民族关系的角度解读，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反对妨害民族团结的两种民族主义，即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主要是反对当权的国民党政府对少数民族采取的歧视压迫和怀柔羁縻的“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同时也要纠正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大汉族主义倾向，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民族接触。二是要尊重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禁止任何对少数民族带有侮辱、轻视性的语言、文字、行动。三是要使用和发展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并且少数民族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文字进行文化教育。四是明确提出在民族杂居地方，执政当局要成立省、县级的由少数民族参加的、管理民族事务的工作机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以保障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和落实民族政策。总之，只有十分注意改善民族关系，使各民族“日益亲善密切起来”，才能团结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完成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任务。这也就是说，改善、调整民族关系，根本是要有效地整合中华民族共同体，使之成为统一的力量。所以，中国共产党将“以我们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来改变中国过去传统的错误政策，我们做成模范来推动影响国民党”。而实行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的首要任务，是要在“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也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繁荣的统一的民主共和国。 党关于在民族平等团结基础上建立统一国家的思想理论，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和民族关系与民族解放道路的新认识上的。 从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和当时党的许多文献中可以看到，党对中国革命性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说明在中国变成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的近代和现代中国革命的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此，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24]而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那么，这个时代的民族问题，就成为民族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具有反对双重民族压迫的任务。即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压迫，这是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任务，也是中国民族问题的主要方面，它决定着中国各民族的共同命运，而且使中国内部的民族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根本改变了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反对国内的民族压迫，这属于民主革命问题。由于国内反动统治阶级总是同帝国主义联成一气，因此，反对国内民族压迫的阶级斗争必须同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联系起来、汇合起来，在完成民族民主革命总任务中求得国内民族问题的解决。这也是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特点。因此，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25]的民族问题纲领和民族解放的道路。这是因为党在当时已认识到，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并不与斯大林所指的东欧的多民族国家相同，因为中国是处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是处在二十世纪时代，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个国家，正进行着代表各民族利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必然将中国社会的发展推上非资本主义的道路”， [26]走向社会主义。中国的少数民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在积极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争取这个革命彻底胜利的条件下，它有着光明的发展前途”， [27]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各民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走向社会主义，使中华民族得到彻底解放。这就从理论上把中华民族反对外来民族压迫的民族斗争和国内少数民族反对民族歧视压迫的阶级斗争有机地、密切地结合起来，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分裂阴谋，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提高各民族的向心力和共同抗日的内聚力，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找到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党对中国民族关系的新认识和民族平等团结建立统一国家的思想理论，不仅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对敌的有力武器，而且成为创建统一的多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建国后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和党的民族理论的又一核心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