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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所谓的“泛回教运动”（或称“回教民族运动”） 又将回族称为“回教民族”，即“要把全世界信奉回教的各种不同地区的不同的民族，在宗教的基点上，以人为的方法，捏造成一个所谓”回教民族“。[50]在日本帝国主义以”成立回回国“为诱饵分裂中华民族的严重时刻，回回是否是一个民族的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 中国共产党一贯承认回回是一个民族。早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党就认为回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 对回民须有适当的政策，不损害这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利“。[51]1930 年6 月《， 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指出”， 现时国内各少数民族（蒙，回，藏，苗等） ,一样的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如日本之于内蒙，英之于西藏） 汉族地主的压迫与封建势力的束缚“， [52]处在同样的屈辱地位。1931 年11 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决议案》中，明确称”新疆、甘肃等省的回族“。[53] 1936 年5 月，红军西征进入甘肃、宁夏回民区后，提出”为回族的自决与解放而斗争“是党和红军迫切的政治任务，主张”回族事情由回族自己解决“，”提高回汉两民族的联合与团结“。[54]同年5 月25 日，中华苏维埃政府正式发表了《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的政策。1936 年8 月，彭德怀针对民族工作中的问题，特别指出，”我们应正确认识回民是一个民族“， [55]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同年10 月，毛泽东在给朱德等人关于回民问题的电报中又强调指出”， 回民不仅风俗宗教等与汉族不同，且是汉族军阀官僚与回奸王马压迫剥削之下的一个民族“。[56]这些都很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回族是一个民族的看法。 但是在六届六中全会以前，党内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研究并不多，对回族问题虽然有观点，但还没有系统的理论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习运动中，党中央非常重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实际状况，特别是争议比较大的回族问题。为此，1938 年底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后，设立了民族问题研究室，分设回回民族问题和蒙古族问题两个研究组，按照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担负起以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系统研究国内少数民族，特别是回族和蒙古族问题的任务，并发表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其中具有政治权威性的是1940 年4 月和7 月，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拟定，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 《回回民族问题提纲》从回回民族的特征，国民党政府的大汉族主义政策及其影响，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回族问题的严重性，争取回族的政策，党的工作方针等六个方面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党的观点和政策。明确肯定，回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少数民族“，”是富于斗争精神的一个民族“， [57]在抗日战争中处于很重要的地位。 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是由延安出版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该书虽然只有8 万多字，但它是党第一次正式出版的关于回族问题的研究著作。该书分为九章，另有序言以及简短的结论与附件。它从回族的来源、分布、历史状况、伊斯兰教与回族的关系、回族在抗日战争中的现状、回族解放的出路等方面，系统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回回是民族，回回问题是民族问题的理论观点和团结回族的各项政策。该书指出：“本书的主要任务，也正在于说明回回是民族，回回问题是民族问题。以此立场来求得问题的解决，来破除与肃清一切关于回回民族、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不正确的见解，以及各种谬论。”[58]同时指出，关于回回是民族，回回问题是民族问题的论争，表现着中国民族问题中的两条战线斗争，“表现着日寇分裂回回民族的阴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斗争；而在抗战阵营中则又表现着民族平等政策与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的斗争”， [59]点明了研究该问题的重要性和时代需要。全书阐明了以下观点：回族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一个汉族统治阶级压迫下的弱小民族，它还没有完全发展成为现代民族，但已开始进入这个发展过程中；回族内部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和明显，但这种矛盾没有超过回族和汉族统治阶级间的矛盾；汉族统治阶级的压迫政策促进了回族的“汉化”，但“汉化”只是一定征候和一定程度上的，而压迫政策所积累下来的民族隔阂还是很深的；回教在历史上对回族的团结奋斗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回族的解放与中华民族的解放不可分离，等等。尤其是该书首次发表的“陕甘宁边区的回族”一章，以生动鲜活的事实，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地区实施民族平等政策的模范行动，对于全国人民、特别是回族人民认识党的民族政策， 提高回族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鼓舞回族人民团结抗日产生了极大影响。虽然该书还比较单薄，但可以说，该书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系统研究中国回回民族问题，全面介绍党对回族问题新认识的比较早期的优秀成果，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理论创新价值。 五、结语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延安时期党的民族理论创新发展的主要内容。之所以是创新，首先在于，这些思想理论的提出与形成，是适应客观历史条件新变化的新认识。这一时期，正处于土地革命战争转变为民族解放战争的新的历史阶段。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正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调整民族政策、动员起全国各民族人民参加到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中来，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从1935 年底党的瓦窑堡会议开始，党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重新审视自己的政治策略，全面调整自己的各项方针政策。而党的新的民族理论就是在这种新形势下产生的，它代表了时代的要求，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进步。其次在于它突破了党以往对中国民族问题的一般认识和零散观点，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科学体系。其关于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结合而成的、中华各民族是一体的认识，突破了将国内少数民族称为“异民族”，以“中华民族”专指汉族的陈旧观念和错误思想，树立起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旗帜，为这一理论体系奠定了新的认识基础；在中华民族是一体的认识下，民族平等团结统一建国的思想，打破了民族歧视的藩篱和民族分立的主张，树立起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旗帜，团结统一成为这一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而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正是在中华民族是一体的认识基础上，为实现民族平等和建立统一国家找到的最符合中国民族实际的政治制度，无疑是这一理论体系的实现途径；对回回民族的新认识，更以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全新视角，进行了民族识别，确认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这一新的民族成分，无疑是这一科学体系的实践典范。总之，创新的民族理论是党把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民族问题上的具体成果，它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客观反应了中国国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成为此后党处理我国民族问题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 延安时期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和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充分验证了这些思想理论的正确性、有效性和长期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延安时期创新的民族理论体系，依然是我们处理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尽管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也在不断变化，党的民族理论也在不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但是延安时期形成的党的民族理论体系，仍然是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新起点和重要转折。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18 页。 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182 页。 ③《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316 页。 ④《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议》，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453 页。 ⑤《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608 页。 ⑥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595 页。 ⑦毛泽东《：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621 页。 ⑧毛泽东《：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22 页。 ⑨⑩毛泽东《：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23 页。 [11]毛泽东《： 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083 页。 [12]毛泽东《： 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1084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