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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问题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城市民族问题凸显 城市民族问题凸显来自五个方面原因： 一是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断增加，摩擦和纠纷增多，管理难度加大（以下有专门论述）。 二是城市拆迁改造过程中有的基层政府或开发商对涉及少数民族聚居区房屋安置时，没有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处理不当或补偿不合理，引起少数民族群众不满和上访的事件时有发生。还有关于回族墓地迁移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 三是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管理问题，随着对外开放而增加了国际性因素。目前，我省从事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的企业和个人成分复杂，出口产品和外销产品增多，管理难度加大。近年来，沈阳、大连、铁岭等市从事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的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增多，有的已形成一定规模，许多企业的产品不但在本地销售，而且大量销往市外、省外、甚至还有的出口到中东等阿拉伯地区。同时，国外有清真饮食习惯的人员到这些城市参观考察、经商、求学的也越来越多。因而，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管理问题的国际性因素日益增加。 四是随着我省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和深入，国外的人权思想、宗教理念等也会随着外国人的进入而带入城市，这不仅使民族工作对象和内容变得越来越复杂，也使城市管理难度加大，使城市民族关系协调工作也越来越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 五是民族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伴随信息化发展使涉及民族关系事件传播速度快，波及范围广，民族工作社会化的压力越来越大。城市是广播影视作品、公开出版物等收视最高和读者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现代通讯信息的汇集点，任何涉及民族关系事件都将迅速传播和扩散，引发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可能性增强。一类是宣传报道和文艺作品中违背民族政策伤害少数民族群众感情的事件。2000年以来，以播放电视连续剧《大宅门》为发端的多部影视作品和以《四字成语分类写作词典》为代表的某些公开出版物中不断出现有伤害少数民族群众感情的内容，引起少数民族群众强烈不满。其中，以侮辱蒙医、蒙药工作者的内容更具代表性。另一类是涉及民族关系事件发生后，通过信息传播，反响迅速。去年西藏的“3?14”事件，今年刚发生不久的“新疆7?5暴力犯罪事件”，都受到我省社会上广泛关注，使民委，尤其是基层民委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维护民族团结和稳定大局的任务更繁重。 （四）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成为民族关系的敏感点 辽宁省有5个世居少数民族，分别是满、蒙、朝、回、锡伯，人口数量较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5个世居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98.8％，而其他少数民族共有46个民族成分，仅有14000人，占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1.2％。其中，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寥寥无几。但随着辽宁“五化”进程不断发展，城市人口流动速度加快，不仅5个世居少数民族人口从农村大量涌向城市，而且，许多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也不断增加，在街头烧烤店中已经随处可见。由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员民族特点较显著，使普遍存在的城市服务管理问题“民族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是保障朝鲜族流动人口子女实现双语教学问题。如果朝鲜族流动人口进入已有的朝鲜族社区，这一问题就不突出，同时还为已有社区增加了新的朝鲜族生源，如沈阳市西塔和市郊的浑河站街道等地都是如此。但进入新开辟的社区，如大连经济开发区，朝鲜族流动人口的双语教学即成为老大难问题。朝鲜族对此呼声很强烈，但由于多种原因，解决设立朝鲜族学校或者朝鲜族班很有困难。这样，部分流动人口的民族语言教育得不到保障。第二个是保障有清真饮食习惯和满足有伊斯兰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西北地区以维吾尔族为主要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身上。“清真不清”问题是辽宁省长期致力于解决的难题，而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辽宁，更增加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性；同时，原有的清真寺年久失修或场地狭窄，而有伊斯兰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增长，增加了解决活动场所的必要性。第三个是城市治安与管理问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法制观念应当提高，遵守流入城市各种管理规定。突出体现在西北边疆地区来辽宁务工经商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上。他们由于语言不通，流动频繁，导致纠纷、摩擦和冲突事件不断上升，其中占道经营最为突出。第四个是就业问题。辽宁老工业基地改造中就业问题原本就十分突出，城市流动人口加入，使这个问题更加严峻。例如沈阳市，经过努力，本市的下岗失业人员至2005年时减少到25万，比2000年减少了35万，然而，却增加了32万流动人口。在流动人口大军中，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就业方面有特殊困难。因为大多数来自于贫困的边疆地区，普遍文化水平低于其他流动人口，加之语言文化等方面障碍，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范围大多局限于烤串等街头小贩行业内，收入微薄。总之，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虽然数量少，但极易形成涉及民族方面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影响稳定。 （五）发展繁荣少数民族文化任务更加紧迫，面临如何更好发挥作用体制创新的挑战 辽宁省是一个重工业文化较发达的省份，“五化”背景下，辽宁省发展繁荣少数民族文化面临三个重要问题：一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正迅速消失。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少数民族传统的物质文化，包括民族服饰、建筑、生产生活工具等等，另一类是少数民族传统的精神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创作及手工艺制作技术，还有图书古籍等等。这些文化遗产损毁、流失、失传等现象比较突出。二是少数民族聚居社区内文化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落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比较薄弱，文化机构不够健全，人才相对缺乏，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不强。尤其是适应少数民族需要的民族特色文化设施缺乏。三是尽管各民族自治县充分开展少数民族风情旅游业，为本地区经济发展增加了经济效益，但是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尚未形成规模，市场化体制仍没建立健全。尤其是在少数民族人口占有一定比重的大中城市、城镇里，少数民族文化特色没有充分彰显。 2009年中央召开了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提出必须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巩固民族团结、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高度来深刻认识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求把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采取更加切实、更加有效的政策措施，着力加以推进。目前，我省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任务艰巨的情况下，贯彻落实好中央文化工作会议精神，使民族工作任务更加繁重。 （六）维护民族团结抓稳定，加强民族宗教抵御渗透的任务很重 辽宁省地理位置特殊，从国际上看毗邻朝鲜半岛，近代至现代史上重大国际性事件都处在前沿，著名的有清末中日甲午海战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抗美援朝。当前国际朝核问题突出。从国内看，辽西走廊是东北地区进入山海关的咽喉要地，屏蔽首都，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和政治意义。因而，境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我省进行干扰破坏，从事渗透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尤其是每遇有重大政治事件发生，渗透活动随之加剧。“六？四”事件、取缔打击“法轮功”邪教组织等都有渗透活动参与其中。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打着宗教旗号的邪教活动屡禁不止。渗透的手段和方法随着“五化”进程发展日益隐蔽，并向现代化发展，渗透的对象也向青少年发展。近几年来是政治敏感时段比较集中的年份：新中国成立60周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50年，取缔打击“法轮功”邪教组织10年，“六？四”20周年。尤其是西藏发生“3?14”事件，新疆发生“7?5”事件，都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加剧渗透活动，制造事端的契机，加剧了民族宗教抵御渗透、保持稳定的复杂性。 二、对策思考面对“五化”形势下辽宁民族问题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对策的首要思考是要把握大局，研判形势，加强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战略性研究，加强民族宗教政策的应用性研究，加强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对策性研究，进而才能提高应对水平，为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维护稳定提供新思维、新思路、新视角、新方法。从民族工作的角度出发，有如下思考： （一）牢牢把握两个共同的主题，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事关全局、事关长远、事关根本。两个共同主题是我们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对新时期对民族工作的要求，反映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根本愿望，更是我们服务大局的客观需要。因而，加快民族地区又好又快发展，始终是社会主义时期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民族问题归根到底要靠发展来解决。根据这一思想认识，辽宁省多年来已经出台一系列扶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主要有：少数民族农民“千村万户电脑致富示范行动”、“少数民族妇女增收致富行动”、“少数民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行动”、“少数民族农民万人科技培训工程”、“少数民族科普惠农兴村行动”等，共投入资金1180万元，实施重点项目61个，扶持电脑示范户350个，有效地促进了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辽宁省还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兴边富民行动，扎扎实实落实《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安排兴边富民行动资金900万元，重点扶持特色种植业、修建边境村路桥梁、整治河道、自来水改造等47个中小型项目、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主题实践活动，深入边境地区满族自治县，分别与边境民族干部、企业家和普通农民座谈，共谋边境民族地区发展大计。确定了11个企业为兴边富民行动重点龙头企业，形成了“公司＋基地＋农户＋市场”的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