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青铜器由西及东渐次推迟的现象，暗示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可能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影响。但由于东西方发展阶段不连贯，加上青铜器的传播路线缺失，中国学者对此持谨慎态度。西方学者则支持上述观点，认为冶金术这样重大而复杂的发明在人类发展史上不可能是多元起源，就像水稻起源于中国一样。
    铜是人类最早认知的金属，用铜、锡、铅制作的青铜则是人类最早大量生产和使用的金属。
    两个世纪前，丹麦人汤姆森（C. J Thomsen）按石器、青铜、铁器三个时代陈列古物展览，成为划分古代物质文化发展阶段最直观且广为接受的方式。虽然青铜时代之后的近古时期，青铜器产量更大，但青铜器往往被人们下意识地界定在青铜时代。比如，我们常说司母戊方鼎是最大、最重的青铜器，但这个“最大、最重”只适用于青铜时代，且只是在中国。
    青铜时代的区域差异
    世界不同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并不相同。安列托利亚半岛是最早冶铸青铜器的地区，目前发现有公元前6000年的青铜器。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公元前3000年进入青铜时代，古埃及文明紧随其后。欧洲的青铜时代自公元前2300年起，延续了约1000年。
    古代中国使用铜、青铜以及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稍晚于其他古典文明。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公元前3500年甘肃马家遗址的青铜刀，不过该遗址尚处于新石器时代。作为其后早期国家核心的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中西学术界都认可的是公元前17世纪。有意思的是，在今天新疆、青海和甘肃等地，发现有较多年代更早的青铜器，其中一些可在中亚地区见到更早的类似物。
    早期青铜器由西及东渐次推迟的现象，暗示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可能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影响。但由于东西方发展阶段不连贯，加上青铜器的传播路线缺失，中国学者对此持谨慎态度。西方学者则支持上述观点，认为冶金术这样重大而复杂的发明在人类发展史上不可能是多元起源，就像水稻起源于中国一样。
    汤姆森提出了青铜时代的表述方式，但他恐怕不会想到，最适合这一表述方式的地区是中国。中国的青铜时代在时间上与夏商周三代大体对应，这一时期青铜器是最为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据较大份额。
    在可能相当于夏朝的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器就已成为高等级墓葬中最重要的随葬品。商代晚期的妇好墓随葬青铜器近500件，所占体量和价值是其他随葬品不可比拟的。战国早期曾国国君曾侯乙墓葬中的随葬青铜器总量超过1万公斤。
    与中国的情况相反，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文明因缺乏青铜等矿料资源，生产和使用的青铜器有限，多为小型工具、兵器、饰件和器皿，且在考古发现中很少见。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考古学家伍利（Leonard Woolley）发掘乌尔王陵时发现，这处年代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的墓地埋藏有大量宝石、金银珍宝，随葬的青铜器只有少量小型兵器和器皿。同样，年代在公元前14世纪著名的图坦卡蒙墓--稍早于妇好墓但已属古埃及青铜时代末期，同样出土了大量金银器，几乎没有青铜器。青铜制品的匮乏使一些学者反思，青铜时代这一概念在中东地区的古典文明中是否适用。
    青铜礼器 社会等级的象征
    青铜器在古代中国的发达是因其作为礼器的性质。青铜具有硬度大、熔点低、不易锈蚀、方便回炉重新利用等优点，是制作生产工具的上好材料，但我们的先人却很少制作青铜生产工具，而是钟情于祭器和礼器，如鼎、簋、觚、爵、斝、壶等。实际上，用青铜觚饮酒并不比陶觚更加实用，但青铜觚耗费的资源和人力巨大，是象征社会财富和地位的奢侈品。
    巨大的社会需求使青铜器的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并在早期国家系统下形成标榜社会等级的器用制度。殷墟墓葬中常常可见觚、爵、斝等成套酒器，两周时期出现更多的鼎与簋。如果说商周时期是古代中国礼制传统的形成阶段，青铜器则是当时礼制最突出的物化形式。至于古代中国何以独独钟情于饮食器皿，除了宗教原因之外，可能还和饮食传统相关。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粮食作物以稻、粟为主，造就了烹煮的饮食方式，进而催生出发达的陶器手工业。陶器的器物类别和烧制陶器所掌握的高温技术，都对其后青铜器的生产有着重要影响。
    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文明的雕像等宗教性物品具有礼仪性，多为石制品。虽然这些地区也有年代很早的青铜雕像，如古埃及第六王朝帕皮一世的全身像、阿卡德国王头像等，但数量极少。古埃及出现较多神像是公元前16世纪新王国时期之后的事情，但神像均为小型铸件。西方饮食以烧烤为主，无须大量使用生活器皿，青铜器生产的文化传统和社会需求均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