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史研究领域，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政权建设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大量档案史料的解禁是开展这种研究的原因和动力。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和方式，以及农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农村的政权建设研究较早地吸引了学者们的兴趣，不论在国内或国外都涌现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而有关城市政权建设的研究则相对滞后，尤其缺乏从微观角度对国家政权在城市社会的建设过程进行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的研究。《城市社会重构与新生国家政权建设--建国初期上海国家政权建设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291页。以下简称《城市》）的出版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憾。该书是郭圣莉女士的博士论文成果，作者以上海为个案，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细致地考察了上海解放以后旧式善团、同乡会等社会团体的消失及居委会组织的创建，理论地再现了新中国国家政权在一个异质性程度极高的城市空间，形成、发展并建构与自身基础相适应的社会基础的历史过程。
    全书结构紧凑，论述逻辑鲜明、合理，转折自然。在写作风格、叙事方法以及理论分析上都颇有可称道之处。具体来讲，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一、 以细节展开历史  从写作手法上看，《城市》一书给读者的最深刻印象就是，作者往往从看似随手撷取了一个细节资料入手，在探讨资料本身所反映的事件的基础上，展开对资料背后所蕴示的社会历史进程的剖析。该书前两章分别以解放前后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和宁沪乡民的信函引入要分析的问题，探讨了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后国共两党对职业性团体和社会团体的改造举措。作者的研究表明对于政治性明显的职业性团体，国民政府在对其进行重新改组后，将其纳入到自己的组织体系之中；对于社会团体则保持松散的管理与合作模式。而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双重逻辑出发，将上海原有的职业性团体彻底推倒重建，代之以被纳入到国家体系之内的人民团体；而旧式的救济福利性社会团体“则由于其领导者被认为具有封建性，其组织被定位于封建团体而‘自我淘汰’”。第三章和第四章则分别以一上海市民写给毛泽东的信函和《解放日报》的一篇文章入手将讨论的视域转向国家政权对上海里弄组织的改组改造方面，尤其详细地考察了居委会组织的产生和演变，探讨国家运用“阶级净化机制”对城市里弄空间和居委会组织的整顿改造。第五章以1950年10月《解放日报》社收到的一封读者来信引入论题，在前述讨论的基础上，探讨新中国建立初期，新生国家试图将城市居民全部纳入到各种单位组织之中的宏大构想以及这种理想设计在实践中的演变，对居委会组织在这种演变中所发生的职能和身份上的变化等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最后作者对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家政权建设做出了评价。
    上述五章构成该书的正文部分，从城市社会的诸多方面选取旧式社团和城市里弄空间的重组与改造两个方面进行阐述，透视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建设理念和革命逻辑，以小见大展开论述。各章节在逻辑上彼此承接，给人以一气呵成之感，实现了一些学者所推崇的“以思辩化解机械，以情节化解枯燥”1的学术追求。
    二、浓厚的历史反思意识  “国民党覆败的原因何在”、“共产党的经验又有哪些”诸如此类的历史追问恐怕要成为每一个治史者心中必然要思考的问题，不同的人由于研究领域和视角的差异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城市》一书的研究重点是当代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分析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上海重组重构城市社会的组织体系，构造国家的“人民”基础，从而奠定新中国国家政权的城市社会基础的过程。但是在研究中作者的关注点并不止于此，从对比分析的角度出发，作者对国民政府乃至日伪时期的社会控制和改造也作了细致的考察。国共两党不同的国家政权建设逻辑以及由此导致的截然不同的绩效与事实，是作者始终萦绕于心的一个问题。有观点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城市政权”，从民国时期乡村政治状况及其发展来看，至少可以说国民党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与控制是不成功的，而在城市则不同，国民党通过对旧式社会精英及其权力网络的整合确立了自身的统治基础。但是作者的考察表明，国民党对城市社会的控制就像浮在水面的一层油膜，无法深入到社会团体内部和基层，并没有创设一个与国家意志高度统一的城市社会基础。作者指出，虽然国共两党都表现出强烈的将国家意志施加于社会之上，并对社会进行重新创构的愿望。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在以独特的方式改造社会的同时，全面清除了旧的社会结构及其基础，并以原来的底层民众为核心重构了独特的社会结构体系……这一政治性社会由于与国家意志的高度一致，从而为国家政权意志的实施提供了最大的基础性空间，即提供了国家政权自身的社会基础，这是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所以成功的关键。”（第18页）而国民党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在随后的研究中作者通过对国共两党政权建设做对比分析，从实证上支持了上述论断，从而对先前的设问作出了回答，也对读者给出了令人信服的交待。
    作者的历史反思意识并不仅仅表现在对既成事实的追问中，还表现在对历史发展合乎逻辑的解释上。例如在“结语”部分作者指出“新中国在城市社会最主要的变化是取消了所有社会性组织，从而将城市运作体系从行政与社会合作式变成了单一的行政体系。”这种将各种组织国家化（即城市社会中的所有组织，不论是社团性的还是单位式的，不论是工厂、学校、政府机构还是居委会，都从行政上隶属于国家，并依其不同的性质、特点承担相应的社会性事务）的单一行政体系，是后来单位制发展的早期基础（第266-267页）。作者并进一步认为这种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体系，以及国家能在制度上保证各类社会组织的政治忠诚性是计划经济产生的诱因，或者至少可以认为“这种将社会高度国家组织化，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我们认为作者的后一推论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这一论点为我们从社会历史条件角度思考计划经济的实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