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强烈的理论建构色彩  强烈的理论分析与建构色彩是该书又一特点，表现之一就是作者创造性地运用西方术语和理论概念分析中国问题。“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是该书的主导理论，在运用这一概念时，作者首先对“国家政权建设”这一概念的西方历史背景和学术内涵作了阐述，并进而指出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与西欧的国家政权建设的区别与联系，从而使这一概念在中国的语境下获得了新的内涵和所指（第6-18页）。再如作者提出“社会性‘公共领域’”一说，以与西方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相区别，同时又表明了这种在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于传统格局之下出现的应变性‘领域’”所具有的“现代内容”（第38页）。这种较强的理论分析与概括能力还表现在作者常常运用简练的语言对研究对象的特点和性质做恰当的概括。如作者构造出“阶级净化机制”一词，用来概括新中国建立后国家政权对城市社会进行改造和重组时所采取的独特方式，即“一种特殊的以阶级为标准的社会整合方式”，不仅包含着以阶级为标准对各种组织、人员的清除与替代，而且包含着对社会的“净化”，即以阶级观点将复杂的社会问题变为单一的政治问题，将社会成员划分为“敌人”与“人民”阵营，并运用这种逻辑和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第193页）在该书第三章中作者还分别用“福利性居民组织”和“运动式居民组织”来标明居委会产生之前里弄组织的特点，言简意赅地涵盖了论述对象的性质和特点。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作者长期以来致力于上海居委会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的论文，并有专著出版。2为完成论文写作，作者对上海市档案馆、上海民政局档案室和武汉档案馆的相关档案进行了详尽的搜集整理。全文24万字，注释达380条，征引文献230多种，这在政治学著作里是难能可贵的，反映了作者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
    统览全书，该书也存在不足之处，个别结论有待商榷。首先作者的立意是以上海为个案考察中国当代的国家政权建设，从国家政权建设的理论分析框架出发，作者将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分为“国家对社会的重构与整合”和“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的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与协调” 两个阶段，并明确地将自己的研究范围锁定在第一个阶段。但是作者显然无意将自己的研究扩展成对国家政权建设的全面考察和分析，实际上只是选取了上海旧式社团的改造与重组以及里弄组织从保甲到居委会的演变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但是作者在文中并没有对选取的研究对象进行必要的说明和解释。何以选取这两个方面作为考察国家政权建设的切入点，这两方面在城市空间改造和国家政权建设处于何种地位，具体到上海这一城市来说这两个方面又有何代表性等等问题作者都应有详细而明确的论述和说明。其次，作者的一些理论分析缺乏实证支持，某些结论缺乏必要的批判意识 。 例如在结语部分作者指出，建国初期国家政权建设的特点或者说结果之一就是伴随着国家政权及其意志向社会的全面渗透，使整个社会政治化、国家化。伴随这一进程，国家政权取消了所有社会性组织，从而将城市运作体系从行政与社会双重体系转变为单一的行政管理体系（第264-266页）。在随后对这一政权建设过程的评价中，作者认为政权建设导致的上述结果并不是说明1949年的国家政权建设是错误的，“恰恰相反，中国革命后的国家政权建设是从当时实际出发的，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也是相当成功的国家政权建设过程。”（第268-269页）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种单一政治化、国家化的社会真的是中国国家政权建设逻辑中的题中应有之意吗？这种完全丧失自身独立性、自主性的城市空间是否有其历史合理性和必要性呢？换句话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治社会的曲折发展，除了要归咎于某些领导人的决策和判断失误以及政治体制的弊端外，是否还应该从社会乃至社会中的人去找原因呢？而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对社会和人的政治化模塑是否难辞其咎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索和回答的问题。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看，在国家政治生活非正常运转时期，这种高度政治化、国家化的社会空间非但无助于国家权力的理性化，反而成为各种非理性政治运动的推动者、牺牲品。我们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部分地正是由于国家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强势控制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独立性的丧失。因此从社会的角度观之，作者以成功二字论断建国初期的国家政权建设不免失之武断。
    英文标题：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volution from the Historical Details: Review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ity Society and State-building of New China”
    1 刘平：《塑造“国民”与“国民革命”--评费约翰＜唤醒中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2 郭圣莉：《居民委员会的创建与变革--上海市个案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