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严华夷之防”，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此时的中西交往主要是通商贸易，被称为“夷务”（鸦片战争后逐步改称“洋务”）。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设立粤海关，并指定广州十三行（háng）为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在清廷的“夷务”管理制度中，十三行行商成为对外贸易的代理人，实质上具有半官半商的性质。乾隆二十二年（1757）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后，行商在这一得天独厚的制度环境下迅速崛起，几乎包揽了全部合法的中西贸易，成为当时令人瞩目的商人群体。
    一、“天朝体制”与粤海关的设立
    在中国古代，统治者一直用朝贡的办法处理对外关系。近人刘锦藻在《清朝续文献通考》中指出，近代以前的中国对外关系不过是“自抚其藩属，非外交也”。清承明制，由礼部管理藩属各国的朝贡事宜，从中央到地方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清政府常常表述为“天朝体制”。但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其目的主要是“通商互市”，他们既不是传统的朝贡国，也无意成为朝贡国。这样，“天朝体制”就不断受到挑战。
    西人东来，并非始于清朝。明正德九年（1514），葡萄牙人首次航行至广东屯门，开启了中国与近代意义上西方各国的关系。此后，西班牙、荷兰、英国、丹麦、瑞典人纷纷前来叩关索市。不过，除了葡萄牙人被允许租居澳门贸易，其他西方商人基本上被明朝的海禁政策挡在国门外。
    清廷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后，接受东南沿海官员的请求，酝酿开海设关，并派人前往江浙和闽粤地区巡视、考察沿海形势。二十四年，康熙帝下令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设立海关，开海贸易。由于历史、地理原因，广州成为了西方商人在华贸易的主要口岸，粤海关即成为四大海关中对外贸易最为繁多的一处。很快，粤海关就在实践中形成了由地方督抚、海关监督和行商共同管理中西贸易的制度。广州一口通商后，这一制度被称为“广州制度”。
    在这套制度内，地方大员负责秉承皇帝旨意，拟定、颁行贸易规章，并负有监管海关的职责。乾隆十年（1745）兼任粤海关监督的两广总督策楞奏准实行保商制度。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准《防范外夷规条》，对外商在广州的行止严加限制。嘉庆十四年（1809）和道光十一年（1831），先后制订了《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等。行商则要代表清政府对外商在华的各种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在外交事务中担任重要角色。乾隆二十二年，清廷为抑制外商扩大北方口岸贸易的企图，将中西贸易限于广州一口，一直以来作为中介贸易洋行的广州十三行，遂成为清政府指定的办理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
    二、行商与“夷务”
    乾隆帝谕令广东一口通商后，清政府日益走向政治和文化上的封闭。为严“华夷之别”，清廷禁止官民与洋人直接接触，中外商务与外交事务均由熟悉“夷务”的洋行商人出面交涉。外商若有申诉，只能通过行商转呈，事关商务者转呈粤海关监督，民事诉讼则转呈香山县衙。十三行行商的涉外活动范围逐步扩大，概括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协助官方解决中外纠纷
    这些纠纷包括贸易、政治以及民事纠纷等。行商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在官、“夷”之间斡旋协调。现各举一例如下：
    --贸易纠纷：俄罗斯商船来广贸易案
    1805年（嘉庆十年）11月，俄国美洲公司商船“希望号”和“涅瓦号”到广州售销皮货。按照清政府“天朝体制”的传统，俄国属于“北地陆路通商之国”，其法定的互市地点在恰克图，不许前往沿海口岸贸易。对于俄国商船这一严重违反旧制的举动，粤海关监督延丰在收受贿赂后，未予深究，更未经奏准，就允许俄商上岸贸易。清廷获悉后，对于俄船越界贸易深感不安，一月之内三次寄谕查究。即将卸任的两广总督那彦成于1806年1月作出“应俟朱批到日，方准放行”的决定，暂缓放行已装好回程货物的俄船出洋。而俄国商船若错过季风，将滞留一年才能起航回国。一个不予放行，一个急着要走，僵持之际，在英国东印度公司驻粤商务总管的协调下，行商应允代俄商出面恳求“放行”。行商先是将“夷商”请求放行的禀文代呈海关监督，没有结果后，又由总商潘有度率众商前往粤海关衙署叩求。经过行商一番斡旋，广东官府在没有接到谕令前，就发放出港执照，俄船得以赶上季风，于2月8日返航回国。嘉庆帝“原船返回，不准开仓贸易”的谕令成为一纸空文。当然，涉事官员事后均获清廷查究：延丰被革职，接那彦成任的吴熊光、接延丰任的阿克当阿及广东巡抚孙玉廷均交部议处。
    --政治纠纷：英国兵船登陆澳门事件
    1808年（嘉庆十三年），法国与葡萄牙发生战争。英国借口帮葡萄牙防备法国，派军在澳门登陆，其三艘兵船违禁驶入虎门，停泊黄埔。从这年9月英军驶抵澳门鸡颈洋面，到次年1月在清政府封堵进澳水路、断绝粮食供应、停止中英贸易等措施的压力下退出澳门，在这5个月的交涉中，广东地方官府和粤海关多次通过行商传达谕令，行商居间起到了传递信息、协助沟通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