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礼》《易》《春秋》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文献，记载着商周两代的重大事件、典章制度、诗歌礼仪、社会生活，堪称华夏民族的“圣经”，汉唐以来被儒家奉为经典。其中，《春秋》是东周时代的鲁史，也是我国保存至今的第一部史书。自战国至清代，学者一直为《春秋》及其三传（《左氏》《公羊》《谷梁》）作注疏，训诂字句，阐释义理。今天，解读、研究《春秋》仍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学术工作，要在前人成果基础上更进一步，需充分利用出土文献材料，特别应加强殷墟甲骨文与《春秋》的对读和互训。过去治《春秋》的学者没有注意这一方法，治甲骨的学者虽偶引《春秋》《左传》与卜辞互证，亦未专门论及春秋与殷代史官记事笔法基本一致的问题。故笔者不揣谫陋，略述如下，请方家指正。
    《春秋》与殷墟卜辞的文字之所以多有相同、近似之处，是因为周代王室及诸侯史官大多出身于原殷人史官家族，继承并沿用了殷代以来的传统记事笔法。周人文化本较落后，克商前就受到殷文化很大影响；克商后，周人为统治国家及建立礼乐制度的需要，很重视掌握着文字、礼仪且谙熟治乱、成败的殷人史官，积极加以任用。在周初此种历史背景下，殷人史官家族遂纷纷效力于周王室及其贵族。如微史家族前来投奔武王，被周公安置于周原，世代供职于王室；属于同一家族的作册令、作册大分别臣属于位高权重的周公、召公家族。鲁侯是周公家族的分支，拥有殷人史官，是不难理解的。据《左传》定公四年的记载，周初封鲁，除赐给鲁侯以人民（即“殷民六族”）、土地、官员、礼器、典册，还有祝宗卜史。（祝宗卜史的职掌相近，卜史往往不分，学者或通称之为史官。）据此，书写《春秋》的鲁太史应是旧有殷人史官的后裔，且世守其职。
    殷人史官记事，其遣词用字有较为固定的形式。我们今日已无法看到殷代用毛笔书写的竹简木牍，但仍可从甲骨刻辞、青铜器铭文等出土文献中窥见当时卜史行文的传统笔法。特别是殷墟出土的15万片有字甲骨（据胡厚宣先生统计数据），直接反映了殷人史官的记述习惯、政治观念和鬼神思想。殷墟甲骨文中的绝大多数材料是卜辞，即占卜记录，但包含鬼神、祭祀、战争、农业、田猎、天象、疾病、历法等丰富内容，涉及当时社会中王室、贵族、平民和奴隶等各个阶层。经过百余年的研究，学者已从殷墟甲骨文中归纳出众多辞例。这些辞例对考释文字、训诂词句颇为重要。如20世纪初甲骨学甫一起步，孙诒让即据卜辞辞例释出“贞”字，但亦因相关辞例不足，导致他将“王”字误释为“立”。又如学者经过阅读大量卜辞，得知“我受年”“帝授我祐”等常见内容中的“我”指商王室而言，并非是商王自称。我们认识殷人史官的笔法，就主要根据殷墟甲骨文的辞例。
    史官父子世袭，其记事方式也代代传承。直至春秋，诸侯太史的笔法仍保持着较多传统特点。我们对读殷墟甲骨文与《春秋》，会看到二者文字有不少相同之处。这里暂举数例说明。
    《春秋》僖公二十六年及文公十五年皆书“齐人侵我西鄙”、文公七年书“狄侵我西鄙”、襄公十四年书“莒人侵我东鄙”。其中“某侵我某鄙”的记述方式，早已见于殷墟甲骨文，如罗振玉旧藏一版大骨（即《殷虚书契菁华》第一片，《合集》6057，现藏国家博物馆），其上契刻宾组大字卜辞，有“沚戛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方亦侵我西鄙田”的记载。上述诸例中的我均指我方，在《春秋》中指鲁，在殷墟卜辞中指沚戛的属地；鄙是边地，鄙中有邑，小邑规模略同于村落。《春秋》虽未见殷墟甲骨中“某征我”的辞例，但与之相近的“某伐我”“某伐我某鄙”之类记载史不绝书，如庄公十九年“齐人、宋人、陈人伐我西鄙”、僖公二十六年“齐人伐我北鄙”、文公十四年“邾人伐我南鄙”、襄公八年“莒侯伐我东鄙”等，此类文字与殷墟卜辞相比，笔法也基本一致。饶宗颐先生在其名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164页）中已提到这一点。
    史官言征，是说大举攻伐，言侵，是说军事行动隐蔽。《左传》庄公二十九年传例云：“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与殷墟卜辞反映的侵、伐规模基本相当：商王武丁“伐”敌对方国，出兵人数一般是三千人（《英藏》558、559）或五千人（《合集》6409、6539），多者则可达到一万三千（《英藏》150“登妇好三千登旅万）；而”侵“的规模相对较小，如方一次入侵，被侵犯的只有七十五人（《合集》6057正）。从殷至春秋，史官言伐，均不分内外，也是传统笔法。殷墟卜辞中屡见商王武丁”伐土方“”伐方“”伐下危“”伐召方“，是自内向外；帝辛时”遇人方伐东国“（《辑佚》690）、”遇盂方率伐西国“（《合补》11242），是从外而来。西周金文中的”唯王命明公遣三族伐东国“（鲁侯簋，《集成》4029，成王世）、”唯周公于征伐东夷“（方鼎，《集成》2739，成王世）、”唯王命南宫伐反虎方之年“（中方鼎、《集成》2751、2752，昭王世），是自内向外；而”淮夷敢伐内国“（彔卣，《集成》5420，穆王世）、”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东国、南国“（禹鼎，《集成》2833，厉王世），是由外而来。《春秋》虽无”我“向外征伐之例，但《左传》襄公十一年载郑卿子展有”我伐宋“之语，可为佐证。
    《春秋》记载天象、物候的文字也延续了殷代史官的笔法。如庄公三十一年”冬，不雨“、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僖公三年”六月，雨“等例中”雨“”不雨“的简单记录，在殷墟卜辞中也很普遍，两相比较，完全一致。《春秋》记载日食30余次，皆用”日有食之“，殷墟卜辞记载日食、月食，亦用”日有食“”月有食“”日月有食“，基本一致。桓公元年、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洪水用”大水“，殷墟卜辞亦有同例，如”今秋禾不遘大水“（《合集》33351），《左传》桓公元年传例说”凡平原出水为大水“，用来训诂卜辞亦较恰当。宣公十六年记载农业丰收用”大有年“，所谓”有年“的说法，也是继承自殷代史官，殷墟卜辞常见”受有年“，其例甚多，此不烦举。此外，彭邦炯先生认为殷墟甲骨文中的”（秋）“即《春秋》所记的”螽“，指蝗虫成灾，也可参考。
    《春秋》中还有一些语句与殷墟卜辞的内容不完全相同，但其中关键字、词的用法一致，读者很容易看出其中的联系。如僖公二十年书”新作南门“、定公二年书”新作雉门及两观“，”作“的意思是建造；殷墟卜辞中作也有此用法，典型者如”王作邑“（《合集》14201）。如僖公二十六年书”公以楚师伐齐“，以是率领之义，传例说”凡师能左右之曰以“，以字的此种用法，殷墟卜辞中也经常可见，如王命贵族以众伐敌方（《合集》28、31976），以众垦田（《合集》31970）之例，都是甲骨学者熟悉的例子。此外，《春秋》常书”公至自某地“，隐公二年有”公至自唐“，哀公十年有”公至自伐齐“，”至自“的说法，也很容易使人想到商代语言，如殷墟卜辞曰”有至自东“（《合集》3183）、”其先行至自戉“及”其先戉至自行“（行与戉都是地名，《合集》4276、《天理》149，蔡哲茂先生缀）。上述《春秋》与殷墟卜辞中常见字、习语的用法相同，也是史官家族世代授受，笔法相承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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