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州回鹘被民族学界普遍认为是裕固族的先民，民族是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其中的共同经济生活是其他“共同”的物质基础，在唐末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和西州回鹘有了地理环境和经济生产方式的差别，也正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差别，漠北回鹘后裔才形成了今天的维吾尔族和裕固族两个民族。本文以甘州回鹘在河西地区建立独立政权为背景，对甘州回鹘的游牧经济兴衰、甘州回鹘与周边民族的经济交往状况、甘州回鹘汗国灭亡的本质原因和甘州回鹘游牧经济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
    一、古代各民族对河西地区的开发
    据《管子·封禅篇》、《汉书·地理篇》等史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活动在河西地区的民族很多，主要有月氏、乌孙、匈奴等几个经济政治实力较强的民族。公元前176年前后，匈奴入据河西走廊，击走原游牧在祁连山区的月氏，充分利用这里的自然地理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了经济和政治，最终成为“控弦之士30于万”[1]。大月氏西迁之后，一部分月氏人迁入了祁连山，《史记》称：“其余小众不能去着，保南山羌，号称小月氏。”
    公元前133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不绕道而行，偏偏要路经匈奴控制的河西走廊，看中的正是河西走廊优越的地理优势。匈奴战败后，部分匈奴人离开河西地区和祁连山，故而有“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之说。公元111年设张掖郡，祁连山地区属张掖郡管辖，至此，祁连山正式纳入中原版图。后来，河西地区陆续处于北凉、北魏、隋的政权下。唐末五代初，回鹘逐渐崛起，公元890年在张掖建立牙帐，祁连山区在甘州回鹘政权下经历了140多年。
    为确保丝绸之路河西段的畅通，汉武帝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年-公元前101年）在河西开设“河西四郡”（酒泉、张掖、敦煌、武威）。这里气候干燥少雨，夏季东南季风很难将湿润的空气带到这里形成降雨条件，所以河西之地沙漠戈壁广布，只有在水源充足的地方才能形成绿洲，绿洲才是本地区居民生存发展、进而集市、城镇建设的最为有利的地理环境。“河西四郡”的开设使农业在该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前凉张氏政权甚至还采取“徙石为田，运土殖谷”的方法开田拓土。从汉代到唐代，千余年间，先后有不少农业民族进入河西地区屯田开发，从事农业生产，但他们多集中在几个比较孤立的区域，而且跟不断由周边进入的游牧民族相比，人数很有限。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河西地区的经济结构和民族分布。
    二、甘州回鹘汗国游牧经济的商业化兴衰
    在世界历史上，曾出现了很多利用自身优势进行商业活动进而达到繁荣的古代国家和地区，比如漠北回鹘汗国、吐谷浑汗国，甘州回鹘汗国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它的游牧经济也经历了一个商业化的过程。
    （一）河西走廊商道的控制繁荣了商业贸易
    河西走廊的河流分布得很均衡，彼此间的距离大致相等，这一点在古代社会非常重要，因为在以人或畜为运输工具的古代，如果河流或绿洲相距很远，人畜很难到达，那么绿洲间的交通路线将不可能维系，河西走廊的走廊作用也就无从谈起。河西走廊之所以称为走廊，人们看重的是这一带的沟通和交流作用，看重的是这一带的通过能力。
    甘州回鹘仁裕可汗时期（公元924年-960年），正是五代乱世，可是河西走廊相对稳定，丝绸之路东段也畅通，《封回鹘奉化可汗制》中所说的“一方之烽燧蔑闻，万里之梯航继至（意即战乱烟消云散，中西交通畅通，西方贸易使团接踵而至）”[2]确实符合当时实际。商道的通畅，西邻的沙州曹氏也受益匪浅，因而赞扬“东路开通，天使不绝”[3]，直到五代末期，曹元忠还说“如今道途开泰”，“并无阻疑”[4]。
    宋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到九年（公元1016年），甘州回鹘从西夏手中夺回丝绸商道上的重镇凉州，控制了东西方的交通枢纽河西走廊后，以此为据点在各个方向展开了商贸活动。甘州回鹘的疆域是“东起黄河，西迄瓜、沙，南邻祁连，北瞰大漠”[5]，他们的商贸活动以“朝贡”的特殊方式，东至五代历朝及北宋京都（今河南省开封市）为贸易基地，直至辽国的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直至波斯（今伊朗）等地。甘州回鹘以本地畜产品换回中原丝织品后，并不完全自己消费，而是运往西域各地，换取玉制品，然后再运往中原，往返贸易，充分发挥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6]也有为往来丝绸之路的商贾提供交易场所以及住宿、饮食、语言、信贷等中介服务。
    语言对经济生活提供的机会和限制是甘州回鹘人民族性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