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由于甘州回鹘在语言、宗教等方面与西北诸民族政权相似：河西回鹘除使用古回鹘文、突厥文、粟特文外，还兼用藏文[7]；早期信仰萨满教，后来信仰摩尼教，再后来信仰藏传佛教。地域上又是三个回鹘汗国（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汗国、甘州回鹘汗国）中最接近中原地区的，这使得他们在与各民族的贸易中如鱼得水，以至于回鹘商人借入贡之名“（公元1122年）散而行陕西诸路，公为贸易，至久留不归”[8]。
    另一方面，语言提供给商人机会的同时也有其局限性。史载，“（公元1004年）西京（今河南省洛阳市）回鹘人有久住京城（今河南开封市）者”[9]，由于回鹘商人众多，住得又久，辽统和二十二年（公元1004年），辽朝官方还为他们在上京（即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城设立“回鹘营” [10]。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回鹘商人能深入中原腹地和大兴安岭南麓进行贸易，这不能不令人惊叹回鹘人商贸区域的广泛；但是，这些各地回鹘商人在远离故土的地方有以共同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居住、贸易场所，语言障碍才显得不明显，反而宋廷出使甘州需要“译语官郭敏”[11]前往。如果没有了这个小范围的经济区域组织，回鹘人的商贸活动就不会那么繁盛。“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2]交往的需要产生语言，但是已经产生的语言会起反作用，出于便于交往的需要，人们会倾向于选择在相同语言区去交往。语言的这个限制在经济交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经济活动的民族性在交往中的体现。
    甘州回鹘和其它各地回鹘频繁贸易及大宗贸易于中原，对中原王朝的经济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迫使中原各王朝在贸易政策方面作了很大的调整。五代之初，回鹘入贡中原时，都是官方主持，民间不准交易。到了后周时（公元十世纪中期），回鹘的贸易量已经大大超过了官方的承载能力，所以后周只能废除禁令，与许民间自由交易，可结果又致使玉石等商品价格猛跌。[13]至宋代，与后周的玉价猛跌相反，宋京的金银价格却猛涨，宋朝不得不下令以约束。[14]可见，宋朝的金银价涨，主要也是由于河西回鹘的畜产品和玉制品在中原大量出售以换取帛绢和金银饰品的结果。
    商道的畅通，也有利于与甘州回鹘有共同经济利益关系的团体。如甘州回鹘保证了河西走廊商道的畅通使得西域同族吐鲁番盆地高昌回鹘王国境内的龟兹与北宋的商道也立刻畅通无阻。所以也就有了北宋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龟兹派进奉使李延庆等36人到北宋都城汴京长寿殿上，献名马、弓箭、鞍勒、团玉及香药等物。[15]
    （二）丧失商道控制权后商业贸易的萎缩
    西夏控制了河西走廊商道后，甘州回鹘汗国顿时灰飞烟灭，部众四处逃窜。总体而言，各部落离散至四个地方：1.数万人投奔于青唐城（今青海省西宁市）吐蕃首领唃厮啰[16]，这部分回鹘人以后融合于吐蕃中；2.一部分逃至北宋境内住坐耕牧于秦（今甘肃省天水市）陇（今陕西省陇县）之间[17]，暂时被当地人排斥，以后大概都融于当地汉族了；3.一部分暂且西退至沙州以南，从事游牧生产，后东向奔赴于唃厮啰，而后西迁至于阗（今新疆和田地区）东边的罗布泊一带；4.未迁走在河西地区其它瓜、沙、凉等州的回鹘人，暂逃居山谷间，最后西夏人进入，与党项、吐蕃、汉等各族人民相融合[18]。商业没有了共同的经济利益共同体，贸易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