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的评价问题，当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从近年来争论的焦点来看，主要集中于上书的意图与性质方面。概括言之，有下述四种意见：第一，“上李鸿章书”是孙中山的一种“策略”，其目的是为了劝说“李鸿章造反”；第二，甲午战前孙中山的思想中，虽有一些改良主义成分，但“革命的要求”则占主导地位，故不能仅据上书李鸿章一事，就断言孙当时还“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第三，孙中山于1894年前已经确立了“反满救国”的道路，因而上书李鸿章的目的，是为了试探他“对反满的态度”，但此时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尚未形成；第四，上书目的是为了“求知于李鸿章”，想通过他实行较大幅度的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故其性质是“具有革命思想的改良主义。”下面打算就这一问题谈谈笔者的一管之见，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指正。
    一、上书的意图与性质
    我认为，将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一事解释为民主革命或反满斗争，在道理上是牵强的，在论据上也是不足的。就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这一行动来说，他是为了获得李的知遇，以便寻求施展抱负的机会。事情的本身原是十分清楚的：
    第一，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是经过充分准备并寄以极大希望的。由于李鸿章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出将入相声名日盛，担任直隶总督这一要职长达20余年之久。同时，他兼理外交、兴办洋务，又与外国人接触颇繁，位尊权大驰名中外。李鸿章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地位确实很高。孙中山当时也认为李的“勋名功业”一时无双，“任寄股肱”（《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6页。）位高望重。而著名的维新派文坛耆宿王韬还向他说过“清廷唯李鸿章可与言治”（《总理年谱长编初稿》（28岁）第31页。）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痛陈救国方略”（《总理年谱长编初稿》（28岁）第31页。）也是符合情理的。至于孙中山上书的前后过程，其挚友陈少白于《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已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并且参与了部分活动，因而是十分可信的重要资料。同时，孙中山于1896年冬所写的《伦敦蒙难记》一书中也承认有“上书”之举。两相印证，事实昭然，根本不存在什么“革命策略”的问题。
    第二，为了写好这篇长达七、八千字的鸿文，孙中山回到翠亨村闭门谢客，历时十余天完成初稿。然后请陈少白进行初次“修订”，到上海后复由王韬润色定稿。临去天津前，郑观应及王韬分别为孙中山写信给李鸿章所信赖的盛宣怀和慕友罗丰禄等人，竭力加以推荐。可是，孙中山虽然不惮关山修阻前往天津，并对此次上书作了充分准备并寄予极大的期望，然而结果却是事与愿违；“书上后，鸿章虽甚赞许”，但因中日甲午战争即将爆发，李鸿章“军书旁午”（《辛亥革命》（丛刊）第一册第28页。），无暇考虑这些和平时期的改革建议，仅答复说：“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中山深感失望，“闷闷不乐”回到上海（《辛亥革命》（丛刊）第一册第28页。）。上书之事，虽然在某些情节上各书记载的略有歧异，但基本情况则并无出入。我们很难设想孙中山会在这个时候有策动李鸿章“造反”的可能，或者有试探李对“反满态度”的打算。笔者认为，如果我们没有确切可靠的资料，就不宜以揣测之词来替代史实。
    第三，《上李鸿章书》的性质，毫无疑问是改良主义的。孙中山希望通过李鸿章的力量来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正如他在《伦敦蒙难记》中所说：“维新之机苟非发之自上，殆无可望”，用上书请愿的方式，“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也”（《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2页。）。很显然，孙中山是把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宏图寄托在李鸿章身上的，期望他以元老重臣的身份，能够转达给朝廷，获得“九重之垂听”。因而在这里，就不存在上书仍为革命行动或者是“具有浓厚革命思想的改良主义”之类的问题。他在这一长书中还提出自己的改革纲领是：“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接着，他又满怀信心地说：“以中国之人力物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西法，其时不过20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2页。）。试看，如此方案、口吻、态度，与其他维新派人士的上书或记述又有什么不同？
    有的论者认为孙中山是以“洪秀全第二”自命的人，怎么可能会有上书李鸿章以求施展抱负的意图呢？这样的看法是把问题概念化、绝对化了，难道革命思想是与生俱来的吗？殊不知任何人的思想都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洪秀全在没有正式投入反清起义之前，不也是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吗？由于科场的失意，精神上受到严重的刺激，最后才促使他下定决心走上革命的道路。人们从来没有因此而贬低对洪秀全的评价，又怎么能苛求孙中山的上书呢？
    第四，关于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动机，有的论者认为这是为了利用满汉统治阶级的矛盾，以达到“反清革命”的一种“手段”。因而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是真心实意要求变法，可是孙中山不上书给皇帝而给李鸿章却是另有打算的。这样的提法，主要是不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根据明清政治制度，一般臣民是不准上书给身居九王之尊的皇帝的。康有为1895年中了进士被授“主事”官职，开始时仍因官职卑微不能直接上书给皇帝而必须由其他大臣转奏，即为明证。何况孙中山这时仅仅是一个草野布衣呢？同时，从目前所发现的资料看，也没有足够的佐证来说明孙中山上书给李鸿章是为了分化满汉统治阶级，利用满汉矛盾以实现革命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