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为孙中山写介绍信的郑观应、王韬、盛宣怀等人的政治思想也都没有超越维新改良的范畴。他们是比较了解孙中山的，至少孙此时在这几位老前辈面前没有表露出有策动李鸿章起来反满的意图。否则，郑观应等人也是不会冒险写信的，此其一。同时，从郑观应所写介绍信的主要内容看，则是赞扬孙具有维新改革的宏图良谟，“其志不可谓不高，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1894年孙中山谒见李鸿章一事的新资料》，《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这一介绍，与孙中山上李鸿章的基本精神也是一致的。根据这些材料互相参证，我们很难从中寻出孙中山有劝李鸿章“造反”的任何证据。此其二。此外，还应看到，1894年甲午战前的清朝统治地位，还是比较稳固的。李鸿章虽然拥有重兵，可是没有朝廷命令又怎能擅自调动？何况北京周围还驻有负责保卫京城的大量禁军呢？孙中山是一位关切国内外形势的人，他既不会闭目塞听，也不会卤莽行事。此其三。尤须指出的是，“造反”是非常之举，弄不好即会遭灭族之祸。苟非推心置腹的生死之交，是不可能轻易泄露心中机密的。以当时孙、李之间素昧平生的关系来说，孙中山根本不可能去劝李“造反”，也不可能利用满汉矛盾施展“反满革命”的策略。此其四。
    第五，根据李鸿章的一贯表现，他决不可能叛变清朝。他自称一生可以分为“少年科第，中年戎马，晚年洋务”（参见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都是以效忠清王朝为宗旨的。李鸿章由于镇压太平军、捻军有功，获得清廷重用，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20余年，出将入相权势煊赫。他创办洋务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向西方学习先进事物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地位为出发点的，所以清廷赞扬他“谋国忠诚，决策英断”，“受国大任，死而后已”（《清史稿·李鸿章传》。），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在政见上与李鸿章有些不同的刘坤一，也说他“忠爱性成，实为国家柱石之臣”（雷禄庆编《李鸿章年谱》第868页。）。因此，象李鸿章这样一位矢志忠于清室的人，怎么可能会被孙中山的片言只语所动摇呢？这一点恐怕连孙中山自己也是清楚的，因而后来他讳言其事也就很自然的了。
    1900年的八国联军之役，清廷统治岌岌可危。孙中山通过英国人的关系，企图策动李鸿章割据两广，叛清独立。日本志士宫崎滔天曾参与其事，并在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中，叙及李鸿章曾经派人邀约孙中山秘密晤谈。孙中山预料李鸿章会玩弄阴谋诡计，托词未去。宫崎对此极为不满，认为孙中山是怯懦。不久事实真象大白之后，宫崎又佩服孙的深思与卓识。试想，1900年的李鸿章完全有条件可以宣布独立，他尚且不肯叛清，还想用诈骗手段逮捕积极造反的孙中山，那么，在1894年甲午战争前的李鸿章，又怎么可能叛变清廷呢？而孙中山又怎可能向他进行策反呢？
    至于民国初年社会上流行着孙中山于1894年北上天津鼓动李鸿章造反的传言，这大概与袁世凯的背叛清廷“赞成共和”不无关系。可是李鸿章不同于袁世凯，两人所处的环境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传言流传了一阵之后，由于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又归于沉寂了。近年以来，学者们旧事重提，这种积极探索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可是，如果没有确切的资料，终是难以作为定论的。
    二、结束语
    列宁说：“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迂回的”（《当前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492页。）。作为在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起过巨大影响的杰出人物来说，他们的思想和经历的变化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因而孙中山不可能一开始就树立了坚定不移的民主革命的信念。他在自传中说：早在1885年就决定“倾覆清廷，创立民国之志”，事实上他的这种民主革命的思想的形成与政治纲领的提出，乃是1903年以后的事。1905年同盟会成立，始将“倾覆清廷”（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正式列入纲领。那么，在1894年以前是否在孙中山的思想中就没有革命思想呢？当然不是。他当时是一位忧国忧民的进步青年，满腔热血，无限激情，有时与一些知己朋友发表某些反清革命的激进言论，也是很正常的。但是，言论并不等于行动，思想中一时出现的波澜也并不等于定型。所以，当时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思想比起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则是第二位的，还没有完全居于主导地位。否则，他就不会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不远万里去向李鸿章上书。至于“创立民国”的民主革命计划，当时恐怕连蓝图也没有产生呢。
    那么，促使孙中山与改良主义宣告决裂的因素又是什么呢？从现有资料看，主要是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丧师失地的耻辱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民，而李鸿章这时因战败而被黜革，成为朝野皆曰“可杀”的民族罪人。于是，孙中山乃“益知和平改革万不可能”。遂于1894年秋，“赴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决计革命行动”（《总理年谱长编初稿》（28岁）第31页。）。也就是说，孙中山在这时才开始走上反满革命的道路，直到20世纪初叶方进一步形成比较完整的民主革命思想。
    总之，关于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的问题，其性质是改良主义的，这与他本人当时的思想状况以及历史的发展进程也都是一致的。一些研究者也许出于善意，认为若说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其早年也有过改良主义的思想和行动，未免“白璧微瑕”。其实在19世纪末叶，当中国面临着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在一般爱国志士们看来，“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5页。）。因此，以日本为榜样，学习西方变法图强，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挽救祖国的危亡，这完全是一种进步的爱国的行动。长期以来史学界因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总是强调只有革命或阶级斗争才是唯一进步的行动。即使对于戊戌变法这一中外瞩目影响深远的改良主义运动，也是贬多于褒，并且概括其本质为“反动的”，是为“维护清朝政府的统治效劳的”等等，这种简单化、贴标签式的研究方法，显然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清代自同、光以降，要求“步武泰西，变法自强”的呼声日益强烈。作为一种爱国主义思潮来说，已逐渐发展成为无法阻遏的洪流。孙中山坐逢其时，不受维新改良思想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在他上书李鸿章之后的第四年，就出现了戊戌变法。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孙中山也是维新运动的参加者之一。这样的提法，丝毫没有贬抑孙中山历史贡献的意思，而是充分肯定了这位伟大的爱国者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探寻救国道路上所走的一段艰苦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