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福建漳州、泉州两府的民风颇受统治者訾议。从明代对当地海盗的关注到清代对天地会等秘密结社的镇压，统治者对于漳泉地区因民风“强悍”所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采取了道德教化、行政管控乃至暴力镇压等各种举措，但效果不甚理想，其原因值得深思。
    一
    清代皇帝中最早开始关注漳泉民风的是雍正帝。他说：“朕闻闽省漳泉地方，民俗强悍，好勇斗狠。而族大丁繁之家往往恃其人力强盛，欺压单寒，偶因小故，动辄纠党械斗，酿成大案，及至官司捕治，又复逃匿抗拒，目无国宪。两郡之劣习相同。”同时，他又说“闽省文风颇优，武途更盛，而漳泉二府人材又在他郡之上，历来为国家宣猷效力者实不乏人。独有风俗强悍一节，为天下所共知，亦为天下所共鄙”。（《清世宗实录》）这话说得平和公允，尽管批评了漳泉民风强悍，但流露出来的还有善意的惋惜。
    乾隆帝同意其父的看法，但在接触更多的负面信息后，他说起漳泉民风往往充满厌恶，强调的重点也有明显不同。乾隆六年（1741）七月向全国公布的“明发谕旨”中，要求对殴官抗法行为必须严惩，不能姑息：“前任永春州（原隶泉州府）汪廷英于乾隆元年因乡民两姓争斗，前往弹压，竟被凶殴，其后不过以枷责完结。结息养奸，莫此为甚！”他指出，要警惕漳泉剽悍风气向广东、江西蔓延，告诫地方官应把“人心风俗”视为“要务”，严饬“闽、广及江西督抚时刻留心，化导整顿，务令循理迁善，革其非心；倘有怙过不悛，仍蹈故辄者，即分别轻重，置之于法，不少宽贷！”（《清高宗实录》）
    这一谕旨发布后，御史李清芳（泉州安溪人）立即上奏响应，并指出漳泉的恶俗还有“结拜立盟，誓为密友，遇事比周党护，蜂屯蚁杂，牢不可破”（朱批奏折，乾隆六年七月十七日）。这是对漳泉强悍民风内涵的重要补充。果然，二十年后在漳州云霄地方创立的天地会很快蔓延南方半壁江山，成为清廷挥之不去的梦魇。
    上述谕旨颁布不到一年，闽南又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大案，竟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公堂审案的知县朱以诚割喉毙命，行刺者乃漳州府漳浦县民赖石。据官方调查，事件起因系该县兵民创建小刀、子龙二会，朱以诚正在访拿，赖石听从会首指使将其杀死，与此同时又查出诏安县有人造谣惑众、私藏军器。（《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此事具有秘密结社背景，且有军人参与，不但戕杀命官，更有人蓄谋暴乱，这令乾隆帝深为怵惕。风起于青萍之末，在康乾盛世如日中天的时候，已经显露出日后国家全面危机的征兆。
    终清之世，漳泉民风的强悍，一直令皇帝和地方官揪心。只要一遇到漳泉辖下厅、县发生罢考罢市、哄堂闹署、拒捕夺犯、劫县戕官、聚众械斗、纠党劫掠、下海为盗，特别是结会立盟、蓄谋造反之类的群体性事件，各级官吏乃至皇帝总是拉出漳泉民风说事。从雍正帝还算较为中性的“强悍”起，到“剽悍”、“顽悍”、“刁悍”、“犷悍”、“凶悍”……调门越拔越高，最后无以复加，只好以“种种不法，最为可恶”煞尾。
    二
    统治者对漳泉民风的特殊关注，至少从明朝中期嘉靖前后就开始了，主要集中在对漳泉一带“海贼”为患的看法。嘉靖年间厉行禁海，而漳泉之人与大海相依为命，衣食尽在此中，禁海断了生路，于是铤而走险，相率下海为贼。那时所谓的“海贼”大致分两类，“有劫掠而不通番者，有通番而兼行劫掠者”。所谓“通番”指的是勾通“倭夷”（指日本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商人兼海盗）。嘉靖帝“圣谕”即称，“漳泉等府豪民通番入海，因而劫掠沿海军民，肆行残害，甚则潜从外夷，敢行作叛”。其他类似说法不胜枚举，如“泉漳风俗嗜利通番，今虽重以充军处死之条，尚犹结党成风，造舡（chuán，船）出海，私相贸易，恬无畏忌”。更为严重的是，时人普遍认为，倭寇大部分是中国人，特别是漳泉人，如嘉靖年间官员林希元说：“今虽曰倭，然中国之人居三之二。”有人总结：“夫海贼称乱，起于负海奸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宁绍十五，漳泉福人十九，虽概称倭夷，其实多编户之齐民也。”（《皇明经世文编》）
    当时下海为贼甚至附从倭寇者多为漳泉商民，这是不争的事实。生计为海禁所断固为主因，从历史与文化角度看，也与漳泉民风强悍有直接关系。万历年间福建巡抚许孚远点出：闽之福兴泉漳“民恬波涛而轻生死，亦其习使然，而漳为甚”。身处惊涛骇浪之险，不仅毫不畏惧，而且内心充满欢愉，故曰“恬”；“轻生死”非人之常情，但正是这种豪迈无畏的人生态度，支撑起漳泉好勇斗狠民风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