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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漳泉民风与地方社会治理(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中华文史 晏爱红 李岚 参加讨论


    康乾时期的学者型官员蓝鼎元(福建漳浦人)对闽南历史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曾说,漳州之地,大山大海,幅员雄壮,民风强悍好胜,“驭失其道”,治理不当,则“鹿铤登山,蜂腾入海”(同治《福建通志》)。漳泉强悍的民风一旦化为群体行动,势必对朝廷体制、统治秩序和官府权威构成直接挑战,对社会安定造成巨大破坏。如何消弭、驯化、遏制与打压漳泉强悍民风,始终被置于清代国家治理海疆福建(包括台湾)的重要地位,并在具体实践中形成了道德教化、行政管控和暴力镇压三者并行不悖的政策框架。
    雍正帝似乎认为道德教化有决定性作用,自诩“朕自临御以来,屡颁谕旨,训迪内外黎庶,详明谆切,至再至三,自通都大邑至僻壤遐陬(zōu,角落),咸使之家喻户晓,而各省民风,渐能奉法循理”,连“最难化”的“苗蛮瑶僮之人”,十几年间,“亦颇知革面革心,有欣欣向化之意”。这恐怕是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的神话。如果真的如此,为什么其训谕言犹在耳,贵州苗疆又造起反来?为什么漳泉“聚众械斗”、“目无国宪”的“劣习”顽梗不除?乾隆帝在夸大道德教化功能上与其父如出一辙,训诫闽省地方官时总不忘重复“化导整顿,务令循理迁善,革其非心”、“力为整顿,教之以亲上敬长,示之以改过迁善”之类陈词滥调。道德教化并非不重要,问题在于如何在综合治理前提下拿出一套切实有效的教化办法且真正落到实处,而不是流于口头不着边际的空洞说教。平心而论,清代在这方面建树实在有限。
    行政管控方面,就漳泉来说,不外借助宗族力量以及整肃吏治两种思路。前面提到的御史李清芳拿出过一套办法:严禁学习拳棒及纠众会聚;严禁土豪买民间祠堂公产;严禁官差百十成群下乡骚扰;狱讼宜速审速断;宜选约正、族长以专责成;宜挑选干员以充漳泉要任。他觉得最后一项尤其重要,但刑部等衙门认为已有相关规条,无庸再议。乾隆晚期福建巡抚徐嗣曾再次提出应重视宗族的正面功能,他说:“闽民多系聚族而居,漳泉尤甚,大者数千丁,小者亦百十名,各有宗祠,设立族正。”个别充当族正的绅衿土豪固然桀黠难制,多数族正则“读书明理,安分畏法”。他编制了一个颇具可操作性的章程,但乾隆帝对漳泉宗族势力怀有极深的猜忌,断言“其法于闽省断非所宜!”直到嘉庆帝亲政以后,整肃吏治,“遴委才守兼优之员”以为漳泉要任,才引起应有的重视。嘉庆帝认为,漳泉所属之龙溪、诏安、马巷、海澄四厅县一经良有司认真整饬,“百姓皆知改除积习,是小民不难于化导,要在亲民之官,必得其人”。他甚至把“遴择贤良,俾之实心任事”(《清仁宗实录》),视为转移风俗的正本清源之道。
    治理漳泉强悍民风,道德教化的空话与行政管控的套话乾隆帝虽也挂在嘴边,但其内心深处最信奉的则是暴力镇压。在“置之于法,不少宽贷,庶人心知所儆惧,而恶俗可以转移矣”、“漳泉积习刁横,尤当急示严惩”这样的强硬方针下,刑法惩创必然越来越趋向从重从快。乾隆五十五年(1790)闽浙总督伍拉纳办理拒捕杀差一案,以“福建漳泉一带民情刁悍,若照本例拟斩监候不足示惩,请旨即行正法”,乾隆帝立即批谕“所办甚是”,并指示内外问刑衙门:“不得拘例办理,使凶犯稍稽显戮。”所谓“不得拘例”,就是不得拘泥于待秋审再决定是否处决的原有律例。从刑法上讲,《大清律例》就此增加了一条专门针对漳泉民风、导致更多人头落地的新条例。
    当然,不独伍拉纳,整个官场都清楚皇帝从重从快打击漳泉凶悍民风的政策倾向。但总体来看,乾隆帝以暴力镇压为主轴的治理政策效果不佳。嘉庆帝把“遴择贤良”视为转移风俗的正本清源之道,亦属本末倒置。治理漳泉的根本之道在于澄清吏治,改善民生,让老百姓能在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中活得下去,所采取的政策应顺应民意,否则只有逼得强悍的漳泉百姓“鹿铤登山,蜂腾入海”。
    明代主张疏通海禁的人揭示了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现象:海禁愈严,海贼越多;开放禁海,海上反而宁晏。何以如此?因为厉行禁海势必彻底断绝漳泉商民生路。万历年间福建巡抚徐学聚的看法具有一定代表性:“漳泉滨海居民鲜有可耕之地,航海商渔乃其生业,往往多至越贩诸番,以窥厚利,一行严禁,辄便勾倭内讧。”开海能让人从事合法的海外贸易而不生异心,自然没有人愿去下海作贼。
    生计之外,明代有识之士还揭出逼良为盗的另一个主因--吏治腐败。如嘉靖年间刑部尚书郑晓指出:“中国近年宠赂公行,官邪政乱,小民迫于贪酷,苦于役赋,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为盗。”(《皇明经世文编》)他们明白顺应民意的道理,从检讨海禁政策的失误着眼,设身处地替漳泉商民考虑开海的根据。在解决漳泉民风强悍问题上,他们似乎摸索出了一条正道,即必须制定惠民政策,搞好吏治。百姓一旦安居乐业,自然不再凶悍,也不会再为贼从倭了。
    治理基层社会,特别是像漳泉这样号称“难治”的地方,历史昭示的经验概括起来,似可归纳为:以改善民生、澄清吏治为根本;同时,要建立道德教化、行政管控和强力打击三者并行不悖的政策体系。当然,现实中突发的群体性事件,处理起来如茧丝牛毛板结在一块,实在很难下手梳理,还需不拘则例,实事求是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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