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功能是什么？过去似乎解决了，结果回头一看，其实并未解决。今天是否解决了？回答恐怕也是人言人殊。近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无疑给史学研究领域注入了许多新的观念、理论和方法，如何在一种新的历史起点和参照系中，去回答和把握“史学功能”这一古老而又现实的命题，从而推进史学研究的深化和发展，仍是一个有待致力的问题。最近，本刊与广东历史学会邀请了我省史学界部分同志举行座谈。现将座谈内容以笔谈形式发表，以飨读者。我们恳切盼望史学界的学者同仁都来思考，以期自觉地把握和顺应时代的导向，开拓史学的新境界。
    史学的历史与现状
    胡守为
    （中山大学历史系）
    历史学能否成为科学，长期以来有争论，由于时和地的不同，争论的内容可能不一样。当欧洲大陆处于神学统治的年代，一切都出于神的意志，历史学自然不会被视为科学。从神学解放出来的史学家觉得历史需要通过人的意识反映出来，往往为史学家个人意志所左右，对其所写的历史的真实性亦即科学性抱怀疑的态度，历史学似乎难以纳入科学的范畴。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朗克提出：“历史学家的任务只在于如实地说明历史”，历史学家做到尊重事实，不偏不倚，历史学仍可成为科学。故朗克被誉为“近代历史科学之父”。但历史学家又认为事实固然是历史研究的依据，而历史学家的任务绝不限于求证事实，因此有人主张历史学应赋予哲学内容，使之能从事实中求得结论。英国史学家柯林武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学家要弄清事实，需要把事实背后的各种思想也确定，才能对事实有更深的理解。这样，新的问题又产生了，若赋予哲学内容，而哲学有各种流派，各行其是，也难取得统一的客观标准，只能在哲学观念上纠缠不休。有的历史学家超脱为历史而研究历史的片面性，把历史学的主旨提出来，作为史学研究的准绳，如英国史学家称：“历史学家的作用是掌握过去，理解过去，把它当作理解现在的一把钥匙。”既然历史对现实有指导作用，就不能没有客观的标准，于是如何认识这个客观标准，便成为历史学家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叶从最简单的事实道出不破的真理，他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生产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决定社会诸形态。“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气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如果用哲学来概括，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个道理连西方不带成见的历史学家也接受了。人们可以准确地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不容怀疑。
    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与西方不完全相同。中国的史学很早就重视历史的真实性和借鉴作用，但在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支配下，在实践中往往走样。袁宏在《后汉纪》序中说：“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是其代表。及至近代，西方史学传入我国，使我国史学发生巨大变化。直至60年代初，史学界有各种争论，却未有否定历史学的作用者。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后，人们检讨这场浩劫时，对一些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幻而擅意修改史实和史论的现象不满，便有人说，历史学不是一门科学或者说历史学无甚价值。由此引发了历史学界关于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的讨论。尽管讨论中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有一个共识，即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是社会科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今天高谈历史学不是科学似不多见，但在潜意识中恐怕也非个别人如此认识，甚至直认为历史学无用。近年来高校历史专业报考的情景以及毕业生分配的状况，便可体会到。其原因与当前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有关。
    既然历史学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历史学的研究就不能与市场上的商品等量齐观。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发展来龙去脉，不从中国的历史中认识中国的国情，而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主观一套便是空谈。即以广东来谈，广东在中国历史上有它的特点，这些特点影响着广东的社会经济发展，如果能正确地掌握这些特点，对制订当前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和政策，肯定会大有帮助。如果要衡量历史学的经济效益，这应是重要的经济效益，不过往往不是立竿见影而已。理解这一点，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对历史研究应给予支持和帮助。
    史学的现实性品格
    陈长琦
    （暨南大学历史系）
    史学有一基本品格，就是它的现实性。
    历史与现实相对立而存在，同时又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从大历史观的角度看，人们的知识，基本由历史知识所构成，人不可能抛弃历史所提供的知识，而在空中构筑楼阁。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的缘由所在。现实依赖于历史。同时，人们在创造、发展的社会活动中，也不断会提出新问题，新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人们回首思索，去探讨历史，从而，给历史研究提出任务，因此，历史研究的动力也往往来自现实。
    史学的现实性，史学为现实服务，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一种是直接地、将史学研究的成果为现实服务，例如，围绕现实的需要去确定研究的课题、开辟研究领域，近年来蓬勃展开的经济史、文化史研究即属于此。再如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提供借鉴，发挥历史学的资治与鉴世功能。江泽民同志提倡的“二史一情”研究，及文化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史的研究，属于此。又再如宣传与普及历史知识，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中小学历史教育属此。
    史学现实性的第二个层面，是间接地、通过史学家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史学研究成果，通过整理，弘扬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从而丰富人的精神生活，提高人们的精神文明水平而实现的。这种为现实服务的方式，是深层次的，不易为一般人所认识。例如石器时代考古，甲骨文、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以及其它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诚然，这些研究，如同某些自然科学门类的基础研究一样，为现实服务的功能，难以立竿见影，但它在总结、保存民族乃至于人类文化遗产方面，却功在千秋，难以一时得失来衡量。它的现实性不是昙花一现，稍纵即逝的，而是芳馥久远的。
    史学的现实性品格，规定了史学为现实服务的基本属性。直接性与间接性是史学为现实服务的不同形式，二者都有存在与发展的理由。因此，史学研究提倡“古为今用”但不宜提倡“厚今薄古”。对史学的现实性品格的理解，不能从表面层次去体认，不能以实用主义，以眼前利益为准则；而应该从深层次，从人类文化发展的长远与整体利益去认识。实践证明，浅层次的、直接为现实服务的史学成果，虽有立竿见影之功用，但亦有随着社会的变迁，现实需要的转移而失去其功效之危险；而那些深层次的、高水平的史学精品，却能长久保持其为现实服务的生命力。如千古绝唱--《史记》，千百年来“服务”着一代又一代人，它那博大与丰富的文化内涵，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减，反而历久弥新。正确地认识史学的现实性品格，正确地处理为现实服务的直接性与间接性的关系，是推动史学走向繁荣的基本条件。
    发挥史学功能的途径
    宋德华
    （华南师大历史系）
    史学研究的内容涵盖面之广，恐怕很少有其他学科能够相比。由此，史学功能多元化的特点非常突出。它在使人们了解历史的知识、真相及规律，日益变得睿智和完善方面功德无量，但有时也因为被曲解或滥用而误入非浅甚至助纣为虐。要充分发挥史学的正面功能而避免其负面效应，不可不注意研究发挥史学功能的途径。
    首先必须尊重史学的科学性。史学的科学性有不同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特点。联系史学研究的现状，我认为有必要加强三种意识。一是对研究对象的旁观意识。换句话说，这就是要将研究对象如实地当作一个客体，尽量减少研究者主观好恶因素的左右。一切过去的事物（人物、事件、制度、思想等等）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意义等无疑是有差别的，甚且判若霄壤，但一旦作为研究对象，它们就需要以同样严格的客观态度来对待。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一切感情纠葛（不论这种纠葛的根源何在）都应尽可能完全地斩断。不如此，实事求是是很难贯彻到底的。二是研究者的独立意识。史学研究像其他科学研究一样以追求真理为最高准则是大家都承认的，而研究者若是没有或缺乏独立意识，追求真理便是一句空话。这里的独立意识，是指研究者用自己的头脑，以科学的原则和方法进行研究得出结论，而不是屈从于科学研究之外的其他因素作盲从之论或违心之论。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研究者没有理由不作出更大的努力，来更好地发扬史学研究的科学精神，克服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的“婢女”观念的残余。三是学术意识。史学研究自身有一套科学规范，不能混同于搞宣传，写时文，编故事。其中很重要的是要有科学创新精神，最忌套话旧话、照抄照搬。创新是科学的生命，没有创新，史学研究就没有生命力，更谈不上功能的发挥。
    关注现实是发挥史学功能的又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史学研究有些非常专门的领域可能与现实永远没有什么联系，但就史学的总体而言，则非与现实保持密切的关系不可。如若不然，史学就真的会变成“死学”。史学研究关注现实的含义是多方面的：（一）要根据现实的需要不断开辟史学研究的新领域。研究者应敏锐地发现和准确地把握现实发展已经或将要提出的课题，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对其解答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内在的动力，从而使史学研究的内容日益丰富，并保持旺盛的活力。（二）要站在现实的高度，深入进行历史的反思。人们常说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反过来也可以说，只有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对现实感受深刻的研究者才会使“镜子”的称号名符其实而不至于使之变成一面哈哈镜。这也是要求史学研究决不要满足于或停留在前人的水平。（三）要用史学研究的成果影响于现实。尽管这种影响是间接的，但作为研究者应有此自觉的意识，并作出积极的不懈的努力。
    力戒公式化脸谱化真正以史为鉴
    赵立人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
    从古到今，人们都经常说要“以史为鉴”，这大概要算是史学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了。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的口号年年讲、反复讲的情况下，中国大地出现了两次和平时期最大的人为浩劫（“大跃进”和“文革”），主要根源当然不在史学方面，但无可讳言，由“四人帮”及其同伙导演，打着“古为今用”旗号的“批海瑞”、“评法批儒”等闹剧也确实起了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的作用。为了使“以史为鉴”真正起到有益的作用，必须首先检查一下“镜子”（史书及其他史学论著）本身。
    如果这面镜子被人为地涂上油彩，或者本身就是一面哈哈镜，就会误导照镜者，参照它来制订政策，必然误国误民。因此，谈到史学功能，前提是要有实事求是的史书和史学论著。
    在“文革”时期及更早一些，某些研究者（一般是违心地）曾经在“以理论为指导”的指令下，任意剪裁、歪曲史实，对由政治权威定性的“爱国、进步”人物曲意粉饰、回护，务使其形象格外高大，对同样由政治权威定性的“卖国、反动”人物，则务必深文周纳，丑化、鬼化。此种“研究方法”，可称为脸谱化与公式化，这样的史学著作，读起来黑白分明，却不免黑白颠倒，而且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强词夺理，令人生厌，更严重的是以错误的结论来指导现实。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强加于史学工作者身上的精神枷锁已解除了，但这一套“研究方法”却仍死而不僵。试举数例。
    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与官府为敌的民间变乱几乎从未停止过，旧史书一律记为“盗贼”，建国后则一律彻底翻案，称为“农民起义”。其实实际情况很复杂，如李自成起义、太平天国等，纪律严明、政治目标明确，自然可称起义，但把多如牛毛的打家劫舍、残害良民的土匪队伍也称之为“农民起义”，则是明显不当的。对大多数性质不明确的起事队伍，可称之为“民变”而不必定性。否则，凡对抗官府者一概加以褒扬，徒令奸宄生心，不利于今天的社会安定繁荣进步。
    为了证明外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输入总的说来是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闭关锁国有理，权威发明了“明代资本主义萌芽说”，凡是使用雇佣劳动的手工工场，一律称为“萌芽”，然而，类似的工场在前代（例如西汉）也并不少见，何以又不是“萌芽”？这种“萌芽”论不仅在史实上无法自圆其说，在理论上与《共产党皇言》直接抵触，在实践上也不利于对外开放。
    近代史研究中，公式化倾向尤为突出，凡是盲目主战、盲目排外者，都是爱国，凡是主和，都是卖国。如此划分，可说是违反常识。其实，战与和，都应从国家利益考虑，应战而和，损害国家利益，固然是误国，（未必是卖国），应和而战，招致惨重损失，又何尝不误国！对列强侵略，谁无义愤，然如广州反入城、大沽口之战、义和团等等，虽取快于一时，然招巨祸于日后，至少是不宜再简单地作为爱国主义典范来宣传的。“文革”时期火烧英国大使馆等愚行，恐怕就是在这类宣传的直接启迪下干出来的。今天，以正确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代替对盲目排外行动的赞颂，当是近代史研究的功能之一。
    一些历史人物，过去根据“公式”所加的罪名往往不实，就应重新评价。如琦善，过去斥为卖国贼，罪名主要三条，一是反对严禁鸦片，二是拆毁防御工事，开门揖盗，三是私割香港。近年的研究表明，这三点都是不实之辞，至于他在对英交涉中，不持强硬立场，实形势使然，但他在极不利的形势下仍未在实质问题上作重大让步，仍“故事磨难”，不宜称作“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