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与无用
    桑兵
    （中山大学历史系）
    史学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发达如西方，也未见颓势，而后起的社会科学目前正从史学中寻求动力，可见其价值的永恒。现在不断讨论史学功能，原因有二：1.社会歧见；2.学者动摇。史学危机，不始自今日，所争在于有用无用。对此，学术大师们早有精辟论断。顾颉刚曾经说：“学问的范围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古史辨》，第1册，自序，第25页）顾氏的观念来自王国维。王的视野扩及整个人文学科乃至学术整体。辛亥革命那一年，他写了著名的《国学丛刊序》，开宗明义道：“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日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进而解释道：“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理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记之得其实，极其全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此非荀且玩愒之徒所与知也。学问之所以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实由于此。凡生民之先觉，政治教育之指导，利用厚生之渊源，胥由此出，非徒一国之名誉与光辉而已。”对于史学，亦有专论：“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自史学上观之，则不独事理之真与是者足资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故材料之足资参考者，虽至纤悉不敢弃焉。”王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文中更有概括：“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至为此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以大师的先见之明验诸今日，可谓句句真理，后生小子，无庸置喙。总括而言：1.经史在中国原为文化命脉所系，现已成专门学科，不要期望过高过当或过低。2.研究者要“知学”，勿轻言用。3.位于学人与社会人之上者应助史学摆脱捧杀与抹杀的轮回。史学不废，则功能永存。
    市场经济对史学研究有正面促进作用
    颜广文
    （华南师大历史系）
    今天，历史学家提起市场经济，往往侧重于谈其对史学研究的负面影响，诸如有潜质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跳槽”、粗劣作品的泛滥、青年学生不愿报考史学专业等等，似乎“史学真的危机了”，甚至认为“史学危机源于市场经济”。这里暂且不谈史学是否真的危机，而只提我们不应只看到市场经济对史学研究的负面影响。或不适当地夸大其负面影响。我认为，市场经济对史学研究有正面影响，而且应是主流。
    第一，市场经济有利于扩大读者群，而这正是史学繁荣的基础。建国以后到80年代以前，正是计划经济时代，作者与读者的沟通完全依赖于行政指导的中介，群众要看些什么史著，作者不大注意，史著的出版主要由长官意志决定。这就产生了二个问题：一是没什么好书卖，尤其是一些古籍巨著，都是80年代后，根据读者需要加以重印的，过去极难找到的书，今天却容易得以翻阅了。二是没有什么钱来买书，一个月花十元八块买书都得非常节俭才行。过去没有书卖、没有钱买书我们不叫史学危机，现在大量的史著涌现，也有庞大的读者群反而喊起了史学危机，这不似乎有点颠倒了吗？
    第二，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较为富裕的生活也有利于史学家专心著述。其实，这十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利于做学问的时期，政治稳定宽松、经济相对优裕，各种先进的高科技工具迅速进入家庭，只要我们潜心学问，就一定能创造出超越前人的史学“精品”来。
    第三，市场经济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过去，史学界有“五朵金花”之类的说法，讨论命题十分集中，也十分热烈，至今仍有不少同志十分怀念。事实上，却是贫乏的表现，人类社会本来就是千姿百态的，史学研究当然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企业史、乡镇史、名人史、经济管理史、社会史会得到更迅速的发展，市场经济给史学家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第四，市场经济有利于新人及优秀史著的出现。市场经济是要讲究经济效益的、是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这就把竞争机制引入到史学研究中来，进行优胜劣汰。今天，大批新刊物、新出版社的涌现，应该说是有利于新人、新史著的问世。虽然，这些作品会良莠不一，有些还是通过非正常渠道出版的，但只要不出大的问题，我们也不必一味指责这种现象。我们还是应该相信读者是有足够判断力的、哪些书有生命力、哪些书没有生命力，完全可以让读者通过历史去检验证明。
    总的来说，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历史的大趋势，作为上层建筑中一部分的史学研究只能是以积极的态度、进取的精神去迎接这种挑战。而我们搞历史研究的一部分人却习惯于“往后看”，习惯于看消极面、负面多一些，并由此产生悲观的观点，无所作为的观点。还有，历史研究往往要有较长期的史料积累，经验积累，有成就的史学家往往年龄偏大，对接受新事物态度不如年轻人，冷静有余，激情不足。如果我们能客观地分析社会环境和我们的群体现状，努力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相信是会走出一条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史学研究道路来。
    历史学与中国现代化
    严钟奎
    （暨南大学历史系）
    对于任何一个力求振兴的民族和国家，发展历史学都是十分重要的。现今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一些发达国家，都曾经经历过由落后走向先进的振兴过程，而发展历史学都是他们实现振兴的经验之谈。
    我们中国经历了漫长的缓慢发展的岁月，现在才认认真真地实行改革开放，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口号和计划。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有两件事是必须认真做好的，一是切实了解中国国情，一是踏踏实实借鉴一切成功经验。
    了解中国国情，搞清楚中国的过去和现在，这无疑正是历史学能承担和应该承担的责任。客观地总结他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从中借鉴对我有用的经验，这也无疑是历史学能够承担和应该承担的责任。这里没有必要全面谈论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而是强调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至少在上述两个方面对历史学提出了要求。
    正在实现现代化的中国的现实，需要历史学发挥其他学科不能替代的作用，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近年来历史学界的同行们却都在说：“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下，历史学完全被冷落了”。高校历史系的教师们都知道，每年高考第一志愿报历史学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而做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教师年年都是唉声叹气愁眉苦脸。历史学被冷落了，这是不能不承认的事实，正如现在常听人们说的：“这年头干什么不行？干么要去学历史？！”
    按理说，现代化发展需要历史学，但实际上历史学却是被真正的冷落了，这个矛盾究竟该怎样认识呢？我想，这既要从现实大背景去认识，也要从历史学自身的过去和现状去认识，任何慨叹和抱怨都是毫无意义的。
    从现实大背景看，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整个文化不免遭到普遍的冷落，而历史学的被冷落正是文化普遍遭冷落一个缩影。现在，在一些报刊和其他传媒体的大力渲染下，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很多人的头脑中已经只剩下“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和“酒文化”、“性文化”之类的东西了。在这种大背景下，历史学这门古老学科遭到冷落，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至少历史学没法教会人们如何赚钱，这是人人都知道的。
    当然，历史学的被冷落确实也有自身的原因，从过去的历史和目前的现状看，主要存在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第一，史学研究长期脱离现实，越来越成了只是史学家们的事，社会大众也就越来越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第二，几十年为政治服务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历史学的名声，在人们看来，历史学不过是一种无原则的游戏；第三，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科都努力跟上时代的脉搏，加紧自身的改革，但是历史学基本上还是固步自封，基本上还是老样子走自己的路。因此，如果历史学依然我行我素，那么即使现实大背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的文化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历史学也还可能逃不脱被冷落的命运。
    历史学要发挥自身的功能，要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显示自身的作用和力量，根本的出路只有改革和改造。这决不是赶潮流，决不是借着改革的大旗装扮自己保护自己。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要不断发展不断深化，各种知识门类的各个学科也总要跟着发展变化，没有什么是可以一成不变的。历史学自身的历史告诉我们，历史学的发展总是带着重重的时代烙印的，它总是和时代的现实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古今中外一概都是如此。
    史学研究也是一个审美过程
    陈春声
    （中山大学历史系）
    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谈到他研究学问的缘由：“我对于自然之美和人为之美没有一种不爱好，我的工作跟着我的兴味走，我的兴味又跟着我所受的美感走。我所以特别受好学问，只因学问中有真实的美感，可以生出我的丰富的兴味之故。”接着他又谈到审美与学问的功用之关系：“并不是说凡是我所欣赏的都要在里边得到实效，我很知道挟了受用的心思而作的欣赏决不能成为真的欣赏。我的意思，不过要借此说明不求实效的结果自能酝酿出一些成绩来，这些成绩便不是在实效的目标之下所能得到的而已。所以我们若要有伟大精美的创造，必须任着作者随了自己的嗜欲和兴会而发展，愈不求实效愈可得着料想不到的实效。”顾先生说这番话时仅33岁，已透彻地参悟到学问、审美与实效关系的真谛。
    学术功能的发生与表达，自然是一个“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过程。象历史学这样本身已有数千年历史的学科，不言而喻有其存在的理由，也自然有其有益于社会之处。学科功能问题之提出，与其说是社会环境的压力，不如说是社会急速转变时期学术从业者集团自信危机的结果。问题在于，即使我们在这里壮怀激烈地为自己的职业辩护，列举数十条、上百条历史学的“功能”，都难免落于俗套，言不及义。因为，学术的功能，其最精妙之处只是一种“美感”，而美感其实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如果能抛弃实用之心，真正把我们从事的学科视为人类审视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的活动的一部分，我们的信心危机自然可以平复。愈多的史学从业者真正赋予自己的职业、自己的著作和自己的思想以富有人文精神之美，这一学科的功能也就自然能被愈多的人感受和理解。
    物理学家可以耗资逾亿研究某一基本粒子的轨迹，生命学家可以毕生考察某一细小的昆虫，天文学家可以经年累月观测距我们数亿光年的河外星系，他们似乎从未因自己的课题远离日常生活而感到不安，也很少听到他们专门讨论自己的学科“有用”还是“无用”。除了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在改变人类生活方面的巨大成就给他们以足够的自信外，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更重要的是由于第一流的科学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信仰某种“科学宗教”，即他们相信已知和未知的世界都是有序的，而力求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构成万事万物的法则，并从中领略到某种“科学美”。这种境界也许亦是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学者所应该追求的。
    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
    陈华新
    （广州师院历史系）
    历史学是以过去的东西作为研究对象，从表面看来，历史学是一门远离现实生活的学科。实际上，历史学的传统功能，是最贴近现实生活的。司马迁撰《史记》，一直写到汉武帝，就是贴近当时现实生活的明证。他写《史记》的目的，就是要总结过去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为当时西汉现实生活服务，即为巩固西汉中央集权的统治服务。北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宣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读者“自择其善恶得失”，达到以史为现实生活借鉴的目的。这说明古人已懂得历史学的功能，在于为现实生活服务。
    物换星移，到了清末，梁启超进一步提出历史要“为国民而作”，“为经世之用”，能“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然后其书乃有益于世界。”说明梁启超更深知历史学的功能，在于为现实生活服务。
    近来年在日本兴起一门叫做“帝王学”，实际上是通过总结历史上治国理政的得失，以“帝王学的智慧”，启迪“现代人领导的艺术”，成为一门《宏观管理学》的新学科。他们把“帝王学”，提高到“现代经典”的高度去研究，把“帝王的智慧”，“领导的艺术”，“管理的学问”这三个看起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巧妙的掇合在一起，这是史学的现代功能的新发现，也是史学与现代生活关系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