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一些发达的国家，都十分重视国情研究和国情教育，甚至不惜花巨资以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根据国情研究提出内政外交发展战略和不同时期的施政方针。国情分为自然国情（包括自然位置、疆域、面积、地形、气候、物产、资源等）和人文国情（包括政治、经济、人口、文化、教育的历史传统和现状）。人文国情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总结出来的。这说明历史研究在国情研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世界上一些发达的国家，大都重视历史的研究，只有不发达的国家，或者发展中的国家，才不重视历史研究，或者顾不上历史研究。这种状况不改变，将使东西方的距离拉得更大。
    至于历史研究对现实生活中的精神文明建设，其功能就更大了。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民族优秀传统教育，革命传统教育，都离不开历史。两百多年前，英国占领印度后，不让印度人学习印度的历史。一百年前，日本占领台湾，不让台湾人学习中国史，这说明不管是西方殖民者和东方侵略者，他们也深知史学的爱国功能，深怕被占领的人民学习本国历史，就会起来推翻他们的殖民统治。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什么特别强，除了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外，其在学术上有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历代王朝更替，都很重视修史。像中国这样保存《二十五史》，还有数以万计的省、市、县地方志和杂史，这在世界上是仅见的。
    史学的学术规范与批评
    贺跃夫
    （中山大学历史系）
    自19世纪兰克学派兴起以来，历史学已成为一门专业化的学科，历史研究者也成为一个专业化的职业群体。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学，与其他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一样，是人类认识自身与环境的知识工具之一，有其独特的学术规范与原则，历史学家也有其独立的学术人格。他们对其研究客体--以往社会的观察，是保持一定的知识学距离的审视，通常要避免个人情感与价值的介入，依据史学研究的规范与原则来言述其知识性认知。这是作为学科化的历史学区别于传统文人式清议或近代意识形态宣传的分界线。这对历史学的专业研究者本应是不成问题的常识。
    然而，由于我国传统史学研究对象以政治为主（历史大体上就是昨天的政治），“资治”史学的悠久传统以及现代史学形成时期的社会政治背景，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学与政治、历史学的言述形式与政治宣传或批判总是难舍难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国现代的史学尤如依附在政治大树上的寄生藤，既曾依赖大树的庇荫得以成长发展，同时也因国内的政治斗争纷乱而走向迷途。现代“革命史学”在30、40年代的兴起与60、70年代的影射史学或儒法斗争史的泛滥成灾，即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例证。80年代初，史学界痛定思痛，拨乱反正，“反思史学”又一度兴盛。诸如探讨当代专制主义的历史根源之类的课题，注重于为现实的政治目标服务，试图从历史反思中来清除“四人帮”的流毒。激于义愤的社会批判精神非但不能促进历史学科的发展，而且离开了史学的基本规范与原则，以及非学术性的言述形式。往往反倒掩没了史学的知识认知价值，并多少促长了非规范化的、急功近利以及文人式清议的轻率学风。因而一旦其现实政治功能淡化或失去，就必然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一些海外学者批评我国的史学论著，尤其是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抽去其现实政治需要或意识形态宣传的支撑，便只剩下一堆空泛的议论。80年代中以来中国“史学危机”的出现，尽管有多方面的原因与背景，但历史学长久以来没有确立其独立的专业化学科地位与学术规范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优秀的史学研究成果正在涌现。但一个学科的发展状况与水准，有待于全体从业者的共同努力。其中建立严谨的学术规范与务实的良好学风，尤有必要。借鉴海外人文学科通行的学术批评与评议制度，建立起正常的史学批评机制，相信将有助于加强同业内部的相互监督与批评，提高史学研究成果的质量与水准。在这方面，无论是发表于学术刊物的书评或辩论文章，还是学术研讨会的评议，应当提倡依据学术规范与准则的直接了当的史学批评，从而使我们史学著作的书评从广告式文字变为同行专家的认真评议；使纪念性和社交性的学术讨论会，变为真正研讨问题的学术研讨活动。
    史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的弘扬和增进
    刘汉东
    （广州师院历史系）
    历史学的研究，对民族和国家的兴与衰关系极大，所谓“盛世修史”。反之，不修史则难称为盛世。这主要是史学和史学研究对民族文化的弘扬和增进，不仅是史学的主要功能之一，也与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
    无庸讳言，史学研究近年来为社会所冷淡，似乎经济越发展，“史学危机”的呼声便越大。产生这种现象，原因很简单。一是在正常的情况下，社会对于史学研究的需求有一个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要视当时大环境、大气候、大氛围而确定；二是一段时间里史学研究的功能被人为夸大，并渗入其他因素，使史学的地位过分抬高，因而产生一种虚幻感觉，从而与社会对于史学的需求之间产生了反差；三是多年来片面培养，致使学习史学专业、从事史学工作、研究史学的各层次人员增多，社会需求量不能消化这么大的数量，一些从业人员必然会产生危机感。
    不过，在正常情况下所从事的史学研究，不仅不是一种危机，而且是对民族文化的弘扬与增进。
    首先，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他们从文化学和人类本性的角度，都是必须牢记和加以遗传的，而弘扬更是重要的任务，绝对不能数典忘祖。史学研究就要如实地将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与文化重现出来，使社会中的人们知道自己今天的同时，也知道自己的昨天和前天。
    其次，几乎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在历史的长河中出现过兴盛与衰落的情形，有过光荣，有过梦想，也有过耻辱，有过绝望。中国的历史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强弱兴衰交替出现，特别是近现代，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入侵，给我们民族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史学研究自然会对民族文化的延续、弘扬和增进产生作用，同时又能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从而更为勤奋和拼搏，体现自我价值，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为中华民族发光发热。
    第三，中华民族文化，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其他古文明都被取代或中断，不能继续下来，中华文明却一直绵亘至今日，并且仍有发展前途，生命力十分旺盛。因而，史学研究可以在弘扬和增进民族文化的前提下，继续认真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规律、运转机制、结构与方式、长盛不衰的原因等等，使史学研究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再上层楼。
    当然，史学的功能很难一二句话就加以界定，特别是与现实的关系往往有不少中间环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任何民族和国家绝对不能缺少对自身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并且一定要加以弘扬和增进。
    从梁方仲教授的学术贡献看史学的功能
    刘志伟
    （中山大学历史系）
    梁方仲先生是我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他在以一条鞭法为中心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蜚声国内外。梁方仲先生走上史学研究道路，是出于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关切。他本来学的是经济学，1952年转到中山大学历史系以前，他也一直在经济学研究与教学的机构。但他选择了明代财政经济史作为研究园地，是由于他很早就认识到，要了解中国经济和社会，必从农业和农村经济入手，而田赋制度是中国农业和农村问题的一个关键，近代田赋制度是从明代一条鞭法开始的，所以他希望能从明代一条鞭法切入，形成对中国近代经济诸问题具有历史深度的认识。
    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无法逃避对中国社会问题及发展路向的关怀，这种关怀往往成为他们献身于各种学问的精神源泉。但许多学者都深知这种关怀必须建立在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之上。梁方仲先生虽然是从关心中国现实的经济问题出发，投入明代赋税制度史研究，但他的研究绝不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而是坚持了学术研究的求实和求真的精神。他研究明代赋役制度，着力最多的是广泛收集各种资料，究明赋役制度演变的种种细节。如一条鞭法赋役合并的种种方法和不同的合并程度，如一条鞭法的名称变化和实际推行的种种差别，如明代里甲法和均徭法“十年轮役”的具体办法……等等，他都根据大量的资料，仔细校勘考订，弄清实际执行的情形。正是这些曾被人指责为繁琐考据的研究，奠定了他的研究的坚实基础。
    由于梁方仲先生是在探明明代赋役制度演变的基本环节的基础上，揭发明代赋役制度改革的实际内容和基本趋势，他对明代社会经济演变的解释也就能够发人所未发。与许多只是根据一些表面的资料作出的浮泛解释不同，梁方仲先生很早就指出了一条鞭法“代表了一般社会经济状况的各个方面”，“形成了近代以至现代田赋制度的主要结构”，并且没有简单地理解赋役改革中“摊丁入地”和折银的趋势，而是将这些表象与明代政治社会结构的变化结合起来，他关于“役中有赋，赋中有役”的背景，关于银子流通范围分为两个世界，关于折银对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加强的影响，关于商业经济一马当先，畸形发展等等见解，至今仍没有被许多研究同类课题的学者所注意，而这些关于历史问题的见解，对于从深层了解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规律，以至以于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无疑都是相当深刻的。
    梁方仲先生的研究，显示了历史研究往往可以发掘出一些在现代发展中不易被发现的深层次问题，而这种研究又往往必须建立在纯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从对现代社会、现实生活以及人类未来发展的关怀的角度，历史学家需要有“经世致用”的思想，但在具体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却不应追求“经世致用”，学问就是学问，无需问研究某一问题是否有用，只需努力求得对所研究问题的真切的了解。作为一个学者，至少应该具有这样的信念：一切学问都有其特殊的功能；只要是学问，只有深浅高低之分，没有有用无用之别，动摇了这一信念，也就无法理解学问之真谛！
    历史学不要放弃研究现实
    朱卫斌
    （中山大学历史系）
    这次史学功能理论研讨会的第二个问题叫做“史学研究与现实的关系”。我觉得这种提法的隐意就是历史学不应该研究现实。因为，所谓史学研究与现实的关系，无非是强调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或是反过来探讨现实对史学研究的影响。这种关系实际上等于把现实排除在史学研究领域之外。事实上，传统史学把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在时间向度上限定为过去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它不仅误解了历史一词的确切含义，也贬低了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与目的。我认为，历史学不应仅仅研究过去，还应研究现实。
    唯物史观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即是说，人类社会在时间中的演进历程即构成了人类的历史。从这个角度而言，广义的历史时间应该包括过去、现在、未来三个部分。实际上，任何历史时间都是相对而言的。过去相对于现在而言，它才成其为过去，现在是过去与未来的连接点，这个连接点从来都是变动不居的，即是说，现在不是绝对的，它永远是个相对的时间概念；同样，未来不管它看起来多么遥远，它定将变为现在，并最终成为过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应该永远把揭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切事物、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作为自己的任务，而不应仅局限于研究现在以前的人类历史。但是，由于每个历史时代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环节，每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只能研究已经发生的事，并进而对未来作出预测。
    强调历史学应该研究现实并不等于要历史学研究现在。实际上，现实与现在是两个意义完全不同的概念。现在是一个在时间量度上趋于零的抽象概念，而现实则是指现存的人类社会的一切，在时间上是指现在以前的较近的一段过去。至于它的时间跨度究竟有多长，则没有确数（当代史的研究应是史学对现实的研究），现实社会中，有些事物和现象的发展变化已告一段落，完全可以成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有些事物、现象虽仍在发展变化中，但这一过程中已完成的部分，已发生的部分也完全可以成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至于这一过程中尚未完成的部分，我们应注意其发展变化，搜集有关资料，一旦它的发展变化告一段落，即可着手研究。这样，历史学将能够更全面、更完整地把握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
    知识文化：史学的本质属性
    林有能
    （广东省社科联）
    历史学发展到今天，愿学者寥寥，跳槽者纷纷，“危机说”沸沸扬扬……所有这些汇成一个巨大的问号--史学到底有用抑或无用？其功能怎样定性？这是一道任何人都无法取得100分的难题。尽管有些人对此无奈叹息，有些人则不屑一顾，但现实摆在面前，我们就应勇于面对。
    这种局面的形成，无疑与我们长期以来对史学功能的认识的偏差有直接的关系。远的不说，仅从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从未把经济建设放在首要的位置，政治风云笼罩整个国度，一切的一切都围绕着政治斗争转。这样，与现实有着更直接联系的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等备受冷落，而与现实联系不那么直接的历史学，则因政治的需要而雄居显学之位，史学的功能被人为地夸大和抬高。史学的繁荣蔚然可观。但这种地位和繁荣是对史学本身属性的背离，是人为造成的不正常现象。及至改革开放，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一切都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从上而下，人们急需的是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尤其是经济建设领域中的问题的理论，而史学于此显然难有大的作为。于是，其昔日的显学位置只得无奈地让给经济学等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它被冷落、出现“危机”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实际上，这是变化了的现实把人们对史学功能的体认从偏激拉回到平常，还史学自身在整个社会中所应有的位置。所谓“危机”实为人们在时势强烈反差中造成的一种错觉。这对严谨的史学研究者来说，应是好事一桩，因为起码那些肆意歪曲历史来为政治服务的不学之徒和那些朝秦暮楚的风派人物虽不会匿迹，也会有所收敛，历史研究的环境起码会净化一些。
    话说回来，怎样定性史学功能才恰如其份？史学在整个社会中占什么样的地位才恰当？我的理解是：史学作为社会科学体系里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种专门的知识文化。明确这一点，我觉得足够了。因为既然是一种知识文化，它就自然会对社会有用。这种有用主要是通过提高人的能力体现出来。对一般大众来说，普及历史知识显然有助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对从事专业研究的人来说，有较深的史学功底，综合其他学科的知识，他就能对事物、对某些问题乃至整个社会有较深刻的见解，对解决问题往往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对领导决策者来说，有丰厚的历史知识，就会有利于制定合理的方针政策，有助于提高管理能力，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无需对史学的功能和作用做过分的褒扬或贬斥，以平常的心态待之，对过去不正常的现象和今天的“危机”也就会处之坦然了。
    路是人走出来的
    凌峰
    （广东省社科联）
    史学向何处去？这是当前不少史学界同仁普遍感到困惑的问题。就象人生会面临许多选择一样，史学，做为一门人文科学，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它的研究内容、形式、方向与功能，也必然会面临诸多的选择。因为变化与发展是宇宙间的永恒规律。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看待它。
    把变化看做一种危机，固然未尝不可。但危机是不是一定就是坏事呢？当然，既然叫危机，就是发展遇到了困难，功能受到了损害，生存受到了威胁，这当然不是好事。但我们不能不看到问题的另一面；有危机才有转机，有转机才有突破，才有发展与更新。鲁迅先生在谈到走人生长途时最易遇到的两大难关时说过：“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象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不知道是否世上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
    只有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有走出一条新路的可能。我想史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面对歧路与穷途，我们为何不勇敢地去走出一条新路来呢？
    况且，过去几十年史学所走过的路并不那么十全十美，是不是真的那么令我们流连忘返？诚然，那段日子，史学有过十分辉煌的岁月；但我们都不会否认，在过去极左思潮的干扰下，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政治的“婢女”，成了打人、整人的棍子和帽子；史学的某些研究领域，也局限在狭隘的、空泛的、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课题里，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东方的社会性质”，及一些历史分期的无休无止的争论，等等。在现今社会发生了较大的转型以后，我们对这些问题应该看得更清楚，认识得更透彻了。借这个机会，史学应该，而且可以克服以往的一些弊端，更健康地发展。
    史学要历久长新，要不被现实抛弃，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其研究一定要关注国计民生，贴近时代生活、体现时代精神。社会生活是极其丰富的，史学的研究领域也是十分宽广的，根本没必要一条道走到黑。司马迁的《史记》不但写了较高深的礼、乐、律、历，诸子百家的学说，远古传说，帝王将相，三皇五帝；也写了许多处于社会下层的游侠、滑稽、货殖、刺客等各行各业的人们，向后人展示了一幅十分丰富的、多层次的社会画卷。而生活在此司马迁的时代更丰富、更多样化的今天的史学研究者，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研究领域限制在那样狭隘的范围内呢？
    这样说并不否定那些为保留民族文化遗产而从事收集、整理、研究较偏孤、深邃的史学领域的人们。我是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史学研究应该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每一个研究者通过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寻一条似乎可以走的路走下去，只要我们努力，是一定能够走出一条新路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