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果说，显现在史家群体身上的这些共性足以使人击节兴叹，那么，史家各自的独特之处则更具魅力。六本“评传”除有上述共同之处外，也都写出了各自的特色。因此，六位传主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个栩栩如生、鲜活生动的形象：发愤著书终成千古良史的司马迁，从洛阳花下读书郎走向“马班”齐名的班固，创造史学与政治结合艺术的杜佑，一生精力尽于《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乾嘉时期在史学上独树一帜的章学诚，开辟“新史学”道路的梁启超。这幅神采各异的历史画卷告诉人们：看似凝固的历史中却仍然奔涌着激励人、感染人的巨大力量--
    司马迁以其恢宏气势、旷代奇才完成了流芳百世的巨著--《史记》。作为中华民族的史诗和颂歌，《史记》在史学上竖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不仅给后人留下一份永垂不朽的文化遗产，同时为当时人及后来人树立了一个百折不挠、忠于事业和理想的光辉榜样。《司马迁评传》开篇引用郭沫若为其作的碑文，将司马迁“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的历史地位展示给人们，书中以大量篇幅论述了司马迁的独特贡献：创纪传史法、创史评形式、明史学宗旨、扬实录精神，揭示了才、学、识、德高度统一，事、文、义浑然一体的学术品质、风格造就了千古良史的司马迁和成为史著典范的《史记》。
    与司马迁齐名的史家是班固。事实上，马、班往往未能“齐”名。隋唐之际，“《汉书》学”大兴，《汉书》成为“六经”之亚，《史记》研究则相对失色。而近几十年来，史学界发表的有关司马迁的论著较多，相比之下，关于班固的论著鲜见，且在某种程度上班固受到了不应有的贬抑。《班固评传》作者在本书“酒酣谁与品《汉书》”（凡四篇）中，以有力的论证，对班固与《汉书》作了比较符合实际的评价，宣扬了班固“创立著史新体例、继承前贤补遗阙、开拓史学新领域、经世致用存实录”以及他在典章制度史的研究和撰述上的突出贡献等史学成就，从而有力地肯定了《汉书》开封建社会皇朝史撰述先河的历史地位。
    杜佑的独特之处经著者的精心撰述而为更多的人们所认识：在中国古代史学史和政治史上，还没有第二个人像杜佑那样，在这两个方面都达到了辉煌的境界。他是精于治道的史学家，又是通晓史学的政治家。他在这两个方面为中华历史文化的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是司马迁之后，继承、发扬史学上的“通古今之变”的一位大师，同时，又是一位创造史学与政治结合的艺术的一位大师。他用36年时间撰写成的历史巨著《通典》200卷，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规模宏大的典章制度史，为典制体史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上和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发展上，都是划时代的著作。
    司马光，因其少年“击瓮救友”而妇孺皆知。对这样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史家，评传则着力于其声名远播的《资治通鉴》的评述。著者给予《资治通鉴》以客观、公允的定位：这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是极负盛名的，其编纂的方法、史料的充实、考证的精详、文字的简洁以及综合评论，都是上乘的。作者在介绍这部书的历史地位时指出：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此书的广泛传播从未间断过，已成了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一般读书人案头必备之书。它的社会影响可与任何一部古典名著相媲美。作者借用王夫之的话，揭示了《资治通鉴》“鉴之者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的巨大生命力。
    章学诚第一个从史学理论上对“史义”进行重点论述，进而把对史学发展的总结推向了新的阶段。作者把对章学诚的评论置于时代对史家的要求中进行考察，通过缜密的论述得出这样的结论：章学诚没有辜负历史的托付，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其代表作《文史通义》是我国古代一部集史学理论之大成的著作，与唐朝史家刘知几的《史通》共同成为古代史学理论上的“双璧”。而章学诚的丰富的史学理论，在许多方面更是超过了刘知几，成为我国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财富。
    对近代著名的史家梁启超，著者同样写出了新意，认为他代表了传统史学的终结和近代史学的开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新史学”同辉，是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建设的先驱，对史学改革和创新起了开拓性的作用，在中国近代史学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著者对梁启超的“笔锋常带感情的文字”十分推崇，认为“在今天读来也仍具有审美价值”，故对其名言、名文，酌予征引，以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其原作的风貌。这是本书的一个特点。
    总之，六位史家鲜明的个性特征及其历史地位，在“评传”著者们力透纸背的撰述中凸现出来，读后颇易于理解，并使人深受感染。循着中国优秀史家活动的轨迹，人们可以进一步领悟中国史家群体的精神，这就是忠实于历史的求真精神，勇于进取的创新精神，关注于社会的经世精神。在滔滔不断的历史长河中，优秀史家们的特殊贡献在于：他们反映了中国史学在各个领域包括历史记述、历史思想、史学理论、史学与社会关系以及史学变革与创新等方面的辉煌成就。他们的历史实践，也逐步形成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与可供后人敬仰、学习的治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