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读了这六本史学家评传，还有一点很深的感受，这就是：“评传”的作者们在每本书的构思和文字表述上都一丝不苟，殚精竭虑，努力做到深入浅出，追求雅俗共赏的文章境界。《司马迁评传》用“江山入怀抱，风情启宏思”为节题，委婉细致地写司马迁的壮游和任使。其中有这样几句是：“出生在黄河岸边的司马迁，喝着龙门的水长大，又踏遍了千山万水，深深体会到一个真理：水的为利为害实在太大了。元封二年，他曾随武帝背草堵塞宣房决堤，亲耳听武帝的《瓠子之歌》，后来他写了《河渠书》。”（第35-36页）《班固评传》的“前言”，作者开篇就写得引人如胜：“幼年时曾听老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宋朝有位大文学家苏舜钦，好饮酒，豪放不羁。他住在岳父杜祁公家，每晚读书，定要饮酒一斗。祁公感到很奇怪，暗中观察，原来他在读《汉书》。每读到快意之时便饮酒一大杯。祁公不禁笑道：‘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也不算多。’（见清人褚稼轩《坚瓠集》）用汉书下酒，可见其韵味之醇，感人之深。”（第1页）故本书的七、八、九、十凡四章，均以“酒酣谁与品《汉书》”为题。《杜佑评传》的末章，作者着意写出了杜佑的“晚年情趣”：写他虽已致仕，仍为朝廷所倚重的威望，写他在元和五年唐蕃会议中的重要作用；也写到了长安南郊樊川的秀丽景色和杜佑在樊川别墅与同僚们的欢快的聚会，写到了一代文章“宗匠”权德舆为此而撰写的《杜域郊居记》，写到了若干年后杜佑之孙杜牧是怎样因为樊川和樊川别墅而激发起他的诗人的激情（见第142-151页）。历史和现实，史学和诗歌，政治和友情，都汇聚在樊川别墅了。《司马光评传》叙述传主“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讲到他去世时，朝廷停止政务，京城停止交易，百姓设祭悼念；当司马光的灵柩运往夏县时，人群夹道送别，哭泣不止。在中国古代史上，一个宰相、史家的去世，受到如此广泛而真诚的哀悼，是罕见的（见第224页）。《章学诚评传》对传主“堂堂正正地做人”，“在平平淡淡中渡过一生”极为推崇，称赞他“默默无闻地辛勤笔墨耕耘，才为我们在史学理论园地里树起了一块丰碑”（见89-90页）。《梁启超评传》的作者，用“九曲回澜，归依著述”为一章的标题，细致地描绘出了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后活动和思想的轨迹，经过曲折反复以后走上“专门著述的晚年”，成就为一代学问家、教育家（见第106130页）。像这样一些发人深思的精彩之笔，在六本史家评传中随处可见，它们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作者们的思想、旨趣和动力。
    李侃先生在序文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从司马迁到梁启超，我们能够列出有成就的史学家可以以百数，他们的著述，可以汗牛充栋；他们的文献，可以彪炳千古；他们的传记，可以看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之前的一部传记体的中国史学史。从我们所介绍的六位史学家的成就，我们可以想象到，一部中国史学史，该是一座多么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智慧的宝藏！”（第3页）从史学家们对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所作出的贡献来看，他们对于这个评价，应是当之无愧的。
    然而，历史研究由于其研究对象的过往性，因而往往受到人们的误解，以为这门学问只是以认识过去、说明过去为目的。这种误解不仅对历史学、历史学家是不公正的，而且也常常使人们限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困境，从而影响到人们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减少以至消除这种误解，我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走进这座史家画廊，看看史学家们是怎样在关心着人们，关心着社会，关心着人类的命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