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史华兹生于1916年12月12日，双亲为海曼和杰尼·温伯格·史华兹。萧条时期之后，这个生活艰辛的家庭由东波士顿移民聚居区迁往Dorchester，城市中的工薪阶层聚集区。史华兹小时就聪明好学，从而能够就读于波士顿拉丁学校，这是波士顿最好的为天才青年设立的中学。1934年，他考取了哈佛大学并获奖学金。由于哈佛大学所设立的住宿制度，史华兹无钱住宿，他每天往返于学校与自家之间，中午则与其他“本城人”（townies）一样，只能在哈佛校园大楼外的台阶上吃袋装午餐。身为穷人和犹太人，这种边缘化的生活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对各种文化内部张力的高度敏感性、对精英人物及他们的思想意识反思批判的犀利性。而且，他个人的经历使他对那些在经济、文化上落后的学生总是予以同情关注，在从1950年至1987年执教于哈佛的漫长生涯中，他总是尽全力给予那些学生以慷慨的帮助。的确，他办公室的门总是向学生们敞开着的，任何同他探讨问题的人都无需预约。而且，作为一个勤恳的知识分子，即便是从正式的教师岗位退休以后，他对当代社会、政治趋势的关注、批评仍然是生活的中心所在。
    1938年，史华兹以优异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得拉丁语系（Romance）语言文学学士学位，继而于1940年在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取得硕士学位。由于很难找到正式的教师职位，他成了一名替补教师。他具有持久而深厚的精神信仰，希冀成为犹太教教士。然而二战的来临，打乱了他的生活。1942年到1946年，他在美国信号部队服役，任密码员，翻译日军军事密码。1946-1947年，在美军占领的初期，他成了日本期刊的新闻检查员。他还升职为上尉。由于退伍老兵享有受教育优惠，史华兹重返哈佛。最初，他试图专攻佛教，但并未得到导师的支持，因为这个领域需要掌握很多种亚洲语言，这对于已过三十的他而言，重新起步并不容易。导师婉转地劝告他研究近现代中国，这个方面只需要他补充在服役期间已掌握的日语知识，以及增加阅读中文的能力即可。随即，他便以十足的热情投入于阅读中国当代文献和他称为“捆缚着手脚”的古典文献中，他极其喜欢通过阅读原文来探索文化、与文中的人物对话。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不仅获得了东亚研究的硕士学位、历史与远东语言的博士学位，而且在1950年，成为哈佛历史、政治学教师。他提职很快，1951年为助理教授，1956年是副教授，1960年成为教授。而且，在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他被人们广泛地称之为“学者的学者”。
    史华兹的第一本著述《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升起》（Chinese Communismand the Rise of Mao）（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是他博士论文的修订本。后来的研究近代中国的学者为这本书的出世而欢呼，因为在这部先驱之作中，他驳斥了美国人中流行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由苏联所控制这一假设，他阐述了毛泽东拒绝苏联人的命令，偏离苏联人的指导，以斗争而获得中国自己权力的观点；更进一步，他还指出共产主义通过扩大而分散了力量。在这本书中，他建立了一种学术取向（这在他以后的工作中也显示出来），即运用运动中的文本材料，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的偶然性中探索运动领袖的精神生涯、他们的人格，从而理解意识和行动是如何关联的问题。为了给他人提供翻译文本以便共同探讨思想意识与行动实践之间的关联，他与另外两位学者共同编纂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哈佛，1952）。他还将他有关共产主义的论文汇集成册，这就是《共产主义和中国：变动中的思想意识》（Communism and China:Ideology in Flux）（哈佛，1968）。
    史华兹的第二部专著《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1964）更为直接地提出了关于观念的问题（Problematique）。通过分析严复所译几部欧洲主要哲学著作，史华兹向人们展示了这位晚清知识分子是如何探索、寻求欧洲内部社会-政治保持内聚力、文化-经济保持活力的秘密的。在严复看来，欧洲的富强导源于欧洲各国赋予个人私利以自由，以及在社会内部实行自由竟争和奋争之时的能量释放。比较而论，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日趋贫困衰落，究其原因，在于它的贤哲和统治者以保持社会和谐的名义，有意将文化引导到偏离斗争和竞争的路途上来。在使20世纪中国人的注意力转向反偶像、奋争、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论方面，严复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史华兹在对严复的解读中，指出斯宾塞有时对自己思想内部逻辑的理解并不如他的中译者那样严格。严复觉察到斯宾塞的生物进化哲学赋予国家以超越于他著名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之上的优先权。在进一步地概述了西方人如何想当然地认为自由的社会政治理念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的力量共同地促成了自由主义的因素之后，史华兹指出只是在19世纪早期，两者融合的发展脉络才显明起来。同时，他还阐述了阅读中国的文本如何显示了这个自由主义前提内部的根本张力。在热衷于政治的知识分子手上，严复所宣传的自由之价值更明显地成为服务于中国富强这一目标的工具。因此，自由理想主义者的自由理念只有在成为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国家富强的目标时才有价值。史华兹通过对中国人寻求西方富强之秘密的研究，对那些秘密提出了批评，对自由主义以及那种“苍白的现代化信仰”（246）内部根本前提的虚弱性提出了警告。
    为了继续探讨东西方观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组织了研讨会，将讨论结果编辑成《五四运动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哈佛，1972）。1976年，史华兹和罗思文（Henry Rosemont）在哈佛组织了为期两周的中国古代思想的学者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45位学者参加了研讨。随后，两卷本的研讨论文由学者出版社出版：第一卷《中国古代思想研究》（Studies in ClassicalChinese Thought）由他们合编而成（1979），第二卷《早期中国宇宙观探索》（Explorations in Early Chinese Cosmology）由罗思文编成（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