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史学论坛上涌现出了一批朝气蓬勃的新人，其研究成果之多与影响之大越来越引起世人的瞩目。这不能不说是史学界后继有人与兴旺发达的表现。在这些新人当中，既有思想敏锐、更新观念者，也有功夫扎实、见解独到者，但亦有少数急功近利、走入歧途者，因而出现不同的学风和文风，其论著学术价值也很不一样。
    一
    奋发有为、接踵而来的史学新人的最可贵之处，在于不迷信权威，不拘泥成说，敢于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和老一代学者的提携奖掖下，提出具有新意的见解，敢于突破学术领域的禁区，起到了一定的振聋发聩、开路先锋的作用。其突出的特征是具有先导性、开创性、当代性和世界性。
    先导性主要是指史学新人往往具有青年的敏锐，有一种求新的强烈意识，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活跃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历史了解。
    开创性是指青年史学工作者在认识、研究历史的过程中禁忌少，善于不断汲取新的血液，开拓新领域，运用新方法，使研究成果纵横综合，起着开阔人们视野的独特作用。
    当代性是说青年史学研究者善于开展与当代社会重大问题相关的历史研究，即面对现实回顾历史，把当代史研究作为牵动整个史学步入新阶段的火车头，以现实社会需要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义务。
    世界性是说青年史学工作者在中外对比的基础上，比一般学者更强调立足于世界范围来思考历史的研究，他们积极借鉴、消化外来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拿出比较与分析的最新研究成果，有助于打开人们的思路。
    这些特征，使青年史学工作者在突破传统史学模式方面充当着重要角色，他们不仅思路宽阔，而且认真地反省过去在历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使史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发展时期。尽管史学研究仍有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但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个领域比建国后任何时候都更有生气，研究成果亦可说蔚为大观了：
    第一，使史学研究灌注了新的活力。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史坛，研究领域大大拓宽了。而青年则是史坛上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对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探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面对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行为科学、结构主义等一大堆新概念，虽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饥不择食、食之不化的状况，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人们的思想，在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最先尝试和探索下，史学方法开始转向多样化、系统化、全面化，从而使历史科学自身的理论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
    第二，启迪了人们对史学自身的反思。对于从事探索的青年史学工作者来说，他们首先提出“史学危机”问题，不仅反映了他们要求史学变革的紧迫感，而且也反映了他们要求史学加强与现实联系的强烈愿望。当然，关于“史学危机”问题，史学界看法并不一致。但是，有危机感，就不会满足于现状，这正是史学研究和史学方法变革要求的起点。历史学本身属于基础性的人文学科，它不可能像应用学科那样，为现时的改革或建设事业提供直接的论证，但它毕竟需要扎根于当代现实的土壤之中，向社会提供有助于激励人们去思考和反思当代面临的现实课题的精神食粮，这样才能发挥其社会价值和具有现实的生命力。出于这种动机，青年史学工作者对史学现状与传统提出批评，对今后史学发展提出主张与建议。这些，都促使着史学研究更加适应社会的需要，向着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和更高的科学水平发展。
    第三，推动了对现实研究的继续深入。研究历史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理解现实，面向未来，即“察古知今”、“鉴往知来”。从这点出发，许多青年史学工作者从单纯研究政治史、经济史等传统领域转向了宗教史、文化史、商业史、法律史等综合研究的领域。脱离开那种“为历史而历史”的陈旧观念，敢于正视现实社会向我们提出的研究课题，站在当代的高度实现研究重心的转移，力图能够比以往更深刻、更全面地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过程。即使在一些传统的研究领域，也随着时代演变和发展需要适当调整研究课题，比如，有的青年学者从文化史角度论证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之所以能独立发展数千年，正在于它乐于接受并善于消化外来文化成果，这自然有助于人们加深理解对外开放的深远意义。
    第四，在微观研究领域，近年来成绩也相当可观。首先是继承了史学前辈的传统，运用训诂考据和传统整理资料方法，在断代史、考古与文物、古籍整理、专题史等方面成果丰硕；其次是吸收了许多新方法、新手段，充分注意历史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关系，做横向比较与立体考察，在文化史、法制史、财政史、城市史、区域史等方面做出有益的尝试；与此同时，许多青年史学工作者在重视自身知识结构完善的同时，比较注意剔除传统史学中的糟粕，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打破了“信而好古”的传统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