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这种“前原始积累”的范围，我们倒是觉得还可以放得更宽些，不但包括农民， 更应包括城市里的市民。农民当然是农业社会的主体，但他们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 者；他们可以产生一些变化，但其日常生活及经济行为的局限性，使他们难以带来新的 社会关系；即使在他们那里有某种新事物的萌动，但这种新事物发展的普遍化则是需要 时日的。因此，农民的“前原始积累”肯定是会有的，但它并不等于是能使社会产生突 变的“原始积累”。要让这种极其缓慢的“前原始积累”成为为新事物成长准备充分条 件的“原始积累”的过程可能是太艰难、太漫长了，远不如城市市民尤其是商人能快速 地积累和集中财富，从事资本主义经营。
    作者在这里使用的另外两个概念也是饶有兴味的。一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 这一“经济增长”概念可以说是我国学术界近年从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引进的，其涵义不 仅包括了一个经济实体之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且更指人均生产量和人均收入的增长。如 果人口增长幅度超过了经济总量增长速度，那末人均生产量出现的是负增长，相对以前 来说更为贫困；只有经济总量增长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 。作者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说，清代的人口增长过快，对中国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因而 便有学者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归于人口增长。其实西欧中世纪晚 期和近代早期也出现了人口增长现象，不过，西欧人口增长快，生产增长得更快。在西 欧历史上，甚至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生产效率：它可以向不断增长 着的人口提供不断攀升的生活水准。这样一来，就为生产者逐步积累财富即“前原始积 累”创造了前提。
    另一个概念是“劳动生产率”。我们注意到，从《现代化第一基石》起，作者研究农 民生活状况时一直使用这一概念，确实反映了其良苦用心。在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观 点看来，“生产率”和“生产力”几乎是个等同概念。然而若说“劳动生产率高”就是 “劳动生产力高”，确实会引起许多误会，因为“生产力水平高低”易被理解为“生产 技术水平高低”。而从西欧中世纪粮食生产的单位面积产量即单产量来看，确实让人无 法接受“生产力高”的这一说法。在现代西方经济学那里，所谓生产，就是指将生产要 素组织起来生产出人类所需要的物品或服务的过程；而生产率，就是投入与产出之比。 投入指各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产出指有用产品的数量或价值量（注：凯麦隆：《简明世 界经济史》，（R.Cameron,A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from Paleolit hic Times to the Present），牛津1993年版，第12页。）。很显然，劳动力作为生产要 素，在产出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其投入量大，势必生产率低；其投入量少，则生产率高 。西欧中世纪每个农民要照看那么宽的土地（一农奴份地为一维尔格特，为30英亩，折 合中国180市亩；若为半维尔格特，也有90市亩。不过，此时西欧流行二圃制和三圃制 ，每年有1/3至1/2的土地不需照看），每单位面积上的劳动投入量也就较少，反过来说 ，就是每劳动力人均的生产率较高。因此，说中世纪西欧农民劳动生产率较高，在理论 上也是站得住脚的，既准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又巧妙地避开了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同 时，我们也从中受到启发，那就是在评论历史现象时，若采用现时的认识标准，常会得 出一些新的结论或收获。历史本来就是需要根据新的资料和思想而不断重新认识的（注 ：吴于廑：《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1页。）。 这也是一种“与时俱进”吧。
    虽然说三个机制密不可分，但作者认为法律保障机制至关重要，因为其中蕴含着英国 及西欧社会最深层、最具典型性的特质。保障机制涉及到西欧多元的法律体系、相对独 立的司法审判、习惯法、“王在法下”、以及对封建上层统治阶级消费的制约等。法律 政治环境不仅是现代意义经济增长的保证，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建立与运行的绝对不可或 缺的凭靠。市场经济说到底是法治经济，只有法律的有力保障才能使经济活动健康有序 地进行。
    作者指出，原始个人权利或主体权利是生产性经济活动法律保障机制的基础，也是其 后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制度的生长点。作者将西欧中世纪原始个人权利称为主体权利，认 为后者能更准确地概括中世纪个人权利的本意。其一，权利的客体是政府与国家机器， 权利的主体则是人，强调主体权利即表明正在逐渐发展中的民众个人与国家机器的主客 关系；其二，西欧中世纪的人皆是处于不同封建等级的人，他们的权利不同于近代社会 中完全的个人权利，而实质上是一种等级权利，身份权利，因此，中世纪的这种个人权 利是原始的个人权利，或者说是形成中的个人权利，萌芽中的个人权利，不完善的个人 权利，故而不宜直呼为个人权利；其三，中世纪的等级权利，关乎到个体权利，但在相 当一段时期里更多地表现为团体权利，诸如村社权利、诸侯权利、市民权利、行会权利 、商人权利等。公司成立后则有法人权利。总之，中世纪的个人权利是发展中的个人权 利，是近代个人权利的先声和雏形。
    在作者看来，从一般意义上讲，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加契约性政治制度，而无论市 场经济还是近代政治构架，都离不开个人权利发展。中世纪那种以潜在个人权利为核心 的等级权利，与近代个人权利之间并没有一道很宽的鸿沟。虽然日耳曼人文明的历史与 东方相比不很长，但他们很早就具有个人财产意识，并在中世纪里拥有上千年权利斗争 的传统，因此，它与传统中国社会中个人权利极其微弱乃至基本缺失的状况形成鲜明的 对照。西欧个体及个人权利经历了比较长足的发展，而且从中世纪的权利斗争中产生了 一套政治游戏规则即政治法律制度，形成了一种政治竞争传统和政治思维习惯，这些东 西均为近代人所继承。因此，西欧中世纪是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以及社会生产力逐渐积 累和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个体和个人权利及其观念不断发展并走向成熟的历史。
    而有着不同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则是以皇权为中心、以官僚制度为本位的专制政体 ，它不存在多元的法律政治体系，个体尤其普通民众个体的活动空间相对狭小。主体权 利微弱甚至基本缺位，没有形成生产性经济活动法律保障机制，故此封建晚期没有出现 劳动生产率的显著增长（事实上反而下降了），生产者没有财产和财富的普遍积累，没有 产生西欧那样的“第三等级”，也远未出现西欧那样的原始积累。
    经济活动的这种法律保障机制之重要性，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已多有触及。美国诺思 和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认为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促使经 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在各种制度因素中，财产关系即所有权的作用最为突出；所有权 不确定，私人经营的产业及其收入就没有合法保障；没有制度的保证和提供个人经营的 刺激，近代西方是不可能兴起的（注：诺思和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 社1988年版。）。国内学者如赵文洪也专门论述了私人财产权利体系的形成对西方资本 主义兴起的作用。尽管如此，侯建新此著的启发性也是显而易见的：1.强调主体权利关 系，这是一个创见，因为它将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的行为主体研究从个人扩展到了群体或 团体，这样一来，就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近代西方个人主义的兴起与中世纪共同体意识 和行为颇为盛行这两者之间的衔接关系和承继关系。2.强调三大机制密不可分的内在关 系，既突出了法律保障机制的关键地位，又揭示了这一保障机制能有效发挥作用的经济 环境和经济基础条件，从而避免了单以法律制度优劣论成败、冲淡经济活动之中心地位 的片面性。3.三大机制之说，把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考察，不只是就 经济而论经济，也不简单地强调政治法律制度即所谓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 是熟谙历史唯物论并运用自如的结果，对研究者尤其具有启发作用。此外，著作各章中 的许多具体论述，读者自然能体会其中的精妙之处。当然，既然经济活动与保障机制之 说尚属作者首次提出，因而进一步深入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应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