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华民族的生息蕃衍何以得相继不绝？中华文明的火炬何以能长明不灭？这一蕴含深刻哲理的问题，近年备受海内外有识者的关注，从不同视角加以探索的论著相继问世。李根蟠先生的新著，从构成中华文明物质基础的农业生产发展历程着眼，试图挖掘其深层根源，可说别具一格，颇有新意，值得一读。
    作者把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概括为“多元交汇，精耕细作”，并以此作为全书基本线索。“精耕细作”久已为人熟知，“多元交汇”则是一个新的提法。这是作者突破农区农业的局限，在更广阔的背景上，审视统一多民族国家农业发展历史所得出的结论。作者借助动态分析方法，从类型、区域等与结构有关处入手，对纷繁复杂的现象加以清理，从中找出线索，再据以论述，说明中国古代农业的发生发展，从未局限在一隅之地，由栖息各地的各民族，基于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逐步形成相对异质的农业文化，而这些文化在长期的接触与碰撞中，相互交流，相互补充，从而构成多元交汇、博大恢宏的体系。农业技术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其主流是以集约经营而著称的“精耕细作”。它是我们先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才逐步形成的；是适应我国特定的风土环境，致力于开发并提高农业生物生产能力的结果。多元交汇和精耕细作，使中国传统农业具有强大生命力。作者在高度评价中国传统农业巨大成就的同时，并末忽视其局限。指出它是在小农分散经营条件下，凭借手工操作与直观经验取得的，并靠生产实践来传承。由于经营规模的日益狭小和劳动生产率的低下，终于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致使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迟迟未能实现。传统农业已落后于时代，但对它不能全部加以鄙弃，作者强调中国传统农业的精华，将在未来中国农业中永生。这是因为它的合理内核，如肯定人的能动作用，设法使生产与环境相协调等，在未来的现代化农业生产中，也是不能忽视的因素。
    作者广泛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同时融汇了自己多年潜心研究的心得，书中不乏足资深思的灼见。试举几例，以推见一斑。对中国农业的起源，作者破除了一度盛行于西方，由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ceh lisc）罗雪尔（Wilhelm G.F.Roscher）及农史学家戈尔兹（Theodor Freiherr Von der Goltz）等倡导的狩猎--畜牧--农耕三阶段说，把神话传说和考古成果以及有关民族志材料结合起来，相互参证，指出中国多数地区原始农业是从采集渔猎经济中直接发生的。种植业处于核心地位，养畜业则作为副业存在，并随同种植业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以采集渔猎作为生活资料的补充来源，形成农牧采猎并存的结构。这种结构导致比较稳定的定居方式，从而便于形成圈养与放牧相结合的饲养方式。在农业区域问题上，作者对农牧分区的形成与推移历程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不仅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摇篮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绝大多数是以种植业为主的综合经济，即使是东北、内蒙、新疆等北部地区，也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以游牧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后来虽然出现了大体以长城为界的农牧分区，但在经济上始终是相互依存的。栖息生活于这两种类型农区中的各族之间，虽有过对立的摩擦碰撞，但构成主流的还是相互间的渗透交融。依据这一线索，还可进而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国疆域的扩展作出合理的说明，其立论的严谨详实，可能是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亚洲腹地边疆学说”难以企及的，因为这一区分的依据，不是出自种族的差异，而是基于生产方式及文化传统的不同。在有关先秦社会经济问题上，作者认为可从虞夏到春秋这一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具体情况，推导出自成一体的中国古代文化源头的物质基础与特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土壤主要是黄土，它的特征是土层深厚疏松，呈柱状节理，用耒耜这一木质直插式翻土农具就可从事耕种，而相当规模的农田，确实是用它开辟出来的。黄河流域干旱少雨，散在其间的湿润低地，倘如经过排水洗碱是比较适宜于耕种的，沟洫体系就是适应这种要求而出现的。但它不是灌溉农业，而是以畎（田间小沟）亩（田间长垄）为主的，具有垄作特征的旱地农业。沟洫连同与沟洫相配合的田间道路，把田野划分为方块的份地，再分配给农民耕种，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井田制”。中国上古文明的物质基础，就是以耒耜、沟洫、井田三者构成一个整体所形成的。作者掲示出来的这一史实，不仅可说明它不同于埃及、希腊等早在文明破晓时期，已经知道用金属制作犁等农具；也可证实像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所说的“东方水利社会”纯属虚构，从未存在。至于作者对“刀耕”、“虞衡”等的解释，对水、旱两个类型农业从史上所作的对比分析，有关“五谷”、“六畜”形成与演变的阐述等，在先贤和近人研究的基础上，加以贯通取舍，并有推陈出新之处。但限于本书的体例和篇幅，书中所涉及的许多问题未能充分展开，难免使人产生语焉不详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