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会重新建立了，我想用“承先启后”几个字向学会，向从事历史研究的同志表示自己的祝愿。
    承先启后，承什么？启什么？我认为，承先，就是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先驱们的光荣事业；启后，就是开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更光辉、远大的未来。中国封建时代历史学留下的遗产异常丰富，早期资产阶级某些著作也对历史学有所贡献，但它们都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国的历史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传入，打开了科学的大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分析中国“国情”，评述中国历史，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等写的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政治史和文化思想史，一些地区和民族的历史，对中国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研究，对不同时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研究，对奴隶制以来的阶级、阶级斗争状况的研究，或者建立起了科学基础，或者有了新的开端。中国历史学从此一洗唯心论，树立唯物论，面目为之一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革命实践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提出需要研究的课题，而历史研究反过来又为革命扫清前进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这里表现出了它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如果说革命者对这一点还没有充分的估计，反革命派却是充分地估计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一开始就受到国民党的禁止、封锁和围攻，便是证明。今天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家有的相继辞世，有的在高年颐养之中。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要前进，历史科学要前进。承先启后，这个艰巨任务不得不落到我们大家的肩上。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完整的体系，它对历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为什么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列宁的著作，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早就作了回答，用不着详加论述。列宁说，“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全部观点体系的重心”（《列宁全集》，第1卷，286页。），一个即使稍微熟悉马克思思想的人对此也不能够否认。照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就必须坚持这个思想体系，坚持这个重心。历史是人类社会充满着矛盾的运动过程。不论革命阶级、反动阶级，都要在运动中表现出各自的地位、作用和本质，但往往又不是并无矛盾地表现它们的本质。研究者的任务是不要把复杂的现象、矛盾的现象加以简单化，而又必须抓住阶级、阶级斗争最本质的东西。例如中国近代史上，代表大地主和买办阶级的洋务派，与维新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辛亥革命中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它们是否一脉相承，同样对历史“前进”作了贡献？义和团运动抵抗外国侵略、瓜分的功绩与它的严重落后性，受欺骗，究竟何者为主，何者为次？辛亥革命中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与革命派，到底谁是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不抓住阶级本质，就会看不清楚它们的地位和作用。阶级划分这个界限一泯灭，历史研究顿然失去科学基础，历史规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等，便不知从何谈起。我们要解放思想，研究问题要“求深”“求新”，这都毫无疑义，而且必须坚持下去。解放思想，同遵守马克思主义学说思想体系和重心并无矛盾。不坚持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观点，那肯定只有旧，不会新；只能浅，不会深。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足以为鉴。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就在于这个理论“在本质上是批判和革命的”。其中当然也包括批判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林彪、“四人帮”横行，天天高喊“批判资产阶级”。如今我们知道，他们所说的批判资产阶级，其实是批判马克思主义。他们不允许别人进行学术讨论，学术批评，把学术问题一概变为政治问题，实行“全面专政”，而他们那个帮派则肆无忌惮宣传封建主义，宣传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十年重雾，不能指望一个早晨就彻底澄清。“四人帮”覆灭以后，历史研究中不少问题在重新评价，重新辩论，涉及古今中外。很显然，马克思主义要在这个领域争地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旧思想也要在这个领域争地位。情况就这样摆在我们面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不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作斗争，就失去了自己的全部价值。可能有人担心，与唯心主义作斗争会妨碍“百家争鸣”。这个问题不难说明白。所谓“百家争鸣”无非是说学术研究中不同的意见可以自由争论，有发表创见的自由，有批评反批评的自由。谁也无法想象那些争论、批评，只可以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或唯心主义内部进行，而不能在两者之间互相进行。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批评资产阶级思想，或不能进行反批评，“百家争鸣”就成了子虚乌有。“争鸣”的作用在于促进人们提高认识，接近客观真理。前人解说“争”字：“凡言争者，谓引之使归于己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批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正是要“引之使归于己”，即引历史研究归于科学真理。问题是这种批评，应当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应当彼此平等，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反对形而上学。中国历史科学要承先启后，大踏步前进，必须全面应用马克思主义来进行最深入，最广泛的研究。坚持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观点，克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克服旧思想，在今天，我觉得是需要十分重视的问题。
    中国传统的历史学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无人表示异议。就在当代，如陈寅恪、陈垣用传统的方法研究历史，各有成就。既然要承先启后，为什么只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不讲中国的传统呢？我们知道，古往今来的历史著述，总要反映一定阶级的观点，从属于一定阶级的利益。否则这门学问就不会存在了。据说，夏太史终古见桀惑乱，载其图法出奔商。商太史向挚见纣迷乱，载其图法出奔周。晋太史屠黍也干过类似的事情。要是这种传说多少有一点真实性，也只表示那些史家由甲奴隶主投奔乙奴隶主，根本不是背叛了它的阶级。也就是说，对传统要作阶级分析。与此同时，我们今天的历史知识，主要从前人的大量著述中汲取来的。一旦抛开那些著述，我们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眼空无物。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必须凭借先进的遗产才能发展起来，这是常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先进文化的关系，照列宁的说明：“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类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列宁全集》，第19卷，1页）从原则上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也是这样。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家能够作出创造，不是由于他们离开了中国文明发展的大道，恰巧相反，是由于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通晓中国传统，对我们民族的遗产有批判，有继承。例如郭老、范老熟谙、运用遗产的范围更广，他们的开辟作用也就更为显著。所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中国传统，不是平行或对立的两件事。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承先启后，其中就包涵了汲收遗产的精华。只有把前者当做与某种宗派主义相类似的东西，才会发生单独的继承旧传统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过去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尽了力量，现在、今后应当为无产阶级的事业，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尽更大的力量。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一一列举，将要开出一长串的单子。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上不少理论问题需要探讨；中国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全部历史，需要写出科学的著作；中国社会的必然走上社会主义前途，四个现代化必然要实现，需要从历史上加以阐述，提供科学根据；世界各国的历史也需要广泛进行研究，等等。所有那些工作都联系到一个“启后”的问题。我们要用有益的知识、科学的观点武装年轻的一代。这是一项极其严肃的工作。我们要努力在这项严肃工作中，加进自己最有价值的一份。道理很简单：年轻的一代是我们的未来，是历史发展的未来；他们要准确知道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他们要掌握历史规律，善于辨明历史的前进方向；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靠他们，推动中国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目标迈进靠他们；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光辉未来，当然也靠他们。
    恩格斯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恩格斯的话告诉我们应当如何重视研究历史。关键在于一条：要有灵魂作指导。这个灵魂就是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