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苗出息名为二分，债户实际负担极重。绍圣二年（1095年）哲宗准备绍述新政重新推行青苗法之时，就有右承议郎董遵建议：“青苗之制，乞岁收一分之息。给散本钱，不限多寡，各从人愿，仍勿推赏。”他认为：“出息至寡，则可以抑兼并之家；赏既不行，则可以绝邀功之吏。”（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之一七。）
    鉴于上述情况，欧阳修上奏说：“必欲使天下晓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则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纳元数本钱，如此始是不取利矣。”欧阳修要求青苗钱不取息，并非反对改革，而完全是为平民百姓着想。同时，他的这种要求，也出于一种当时普遍存在于正直士大夫中的传统观念，即从儒家仁政济民的原则出发，官府不应向民间放债取息。苏轼也曾说过：“青苗放钱自昔有禁。”（注：《长编拾补》卷6，熙宁二年十二月。）刘攽也曾批评王安石说：“介甫为政，不能使民家给人足，毋称贷之患，而特开设称贷之法，以为有益于民，不亦可羞哉！甚非圣人之意也！”（注：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16。）当然，在商品经济和货币金融事业日渐发展的宋代，政府向民间发放农业贷款，适当收取薄利未尝不可。但鉴于当时封建官吏因缘为奸违法乞取致使小民破产的实际情况，欧阳修要求济贫惠民不取青苗钱利息，则也不无道理。
    关于要求酌情停发下料青苗钱问题
    根据青苗法规定：夏料贷款在正月三十日前，归还在五月之前；秋料贷款在五月三十日前，归还在十月之前；如遇灾荒，在下次收获时归还。实际上，广大贫苦农民无论在灾荒之年或丰收之年，随夏秋二税归还夏秋两料青苗钱本息都有困难。而且接连俵散两料青苗钱后患无穷。请看当时的实际情况。
    先看荒年时情况。早在推行青苗法的第二年，即熙宁三年（1070年），右谏议大夫司马光就已指出：“贫者得（青苗）钱，随手皆尽。将来粟麦小有不登，二税且不能输，况于息钱不能得偿，吏督之急，则散而之四方。……春债未了，秋债复来，历年侵深，债负益重。或值凶年，则流转死亡。幸而丰稔，则州县之吏并催积年所负之债，是使百姓无有丰凶，长无苏息之期也！”（注：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1，《市籴考二·常平义仓租税》。）同年，河北安抚使韩琦也曾指出：官贷青苗钱，“须夏秋随税送纳，灾伤及五分以上，方许次科催还。若连两科灾伤，则必官无本钱接续支给，官本因而寝有失陷。”（注：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16。）事实正是如此。在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青苗法正式推广不久，司马光就向皇帝反映：“臣家陕西，有自乡里来者，皆言去岁转运使擅散青苗钱与民，今夏麦不甚熟，而督责严急，民不胜怨苦。”（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一八。）次年二月，又有知渭州蔡挺上奏：“本路累年灾伤，若支青苗钱，恐催纳不前，或致逃散。”（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二一。）此后，整个熙宁年间青苗钱催纳情况基本上都是如此。如熙宁七年（1074年）久旱成灾，神宗深为忧虑，翰林承旨韩维曾上奏：“畿县近日督青苗甚急，往往鞭挞取足，民至伐桑为薪以易钱，旱灾之际，重罹此苦。”（注：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1，《市籴考二·常平义仓租税》。）又据熙宁十年（1077年）三月提举两浙路常平司上奏：“本路累年灾伤，死损人口至多”，所有熙宁九年（1076年）以前逃户所借之青苗钱无法催还；有全甲人户死绝者，只得依法将本家财产填还。（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之九。）由上述情况可见，荒年之时，不但民户无力归还青苗本息，政府也受损失。
    再看正常或丰收年景情况。由于青苗钱分夏秋二料发放和收纳本息，所以，即使农民不遇灾荒，其有限的资金，也无力归还青苗钱本息。早在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知山阴县陈舜俞就在上疏中指出：青苗钱“虽分为夏秋二料，而秋放之期与夏敛之期等，夏放之期与秋敛之期等。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所敛亦在当月。不过展转计息，百姓以给为纳，实无所利。使吾民一取青苗钱，终身以及世世每岁尝两输息钱，无有穷已，是别为一赋以敝海内”（注：《长编拾补》卷7，熙宁三年二月庚申。）。司马光也说：“王广廉在河北，民不能偿春料，乃更俵秋料使偿之，民受之县厅即输之主簿厅。”（注：《长编》卷211，熙宁三年五月丁未。）这就是说，官府每年两次发放青苗钱和收归本息，农民一手借到青苗钱，一手即将此钱加上利息还给官府，实际上未借到钱，反而倒贴了利息。不仅如此，由于官吏苛刻，在收取青苗钱本息时，“苗者青在田，钱估其直，收敛未毕而必其偿”（注：《长编拾补》卷7，熙宁三年正月癸丑。）。这样一来，农民在尚未借得秋料青苗钱时，官府就来收取夏料青苗钱本息，庄稼尚未成熟，农民哪有钱偿还？
    同时，农民在缴纳青苗钱利息之外，原来就有沉重的田税和各种杂税负担。韩琦曾经指出：“今天下田税已重，……更有农具、牛皮、盐粬、鞵钱之类，凡十余目，谓之杂钱。每夏秋起纳，官中更以绢斛斗低估，令民以此杂钱折纳。又岁散官盐与民，谓之蚕盐，折纳绢帛。更有预买、和买绢，如此之类，不可悉举。”（注：《宋史》卷176，《食货志上四·常平》。）农民负担既重，故当官府发放青苗贷款时，“下户见官中散钱，谁不愿请”（注：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16。）。而王安石等变法派被这种表现现象所迷惑，认为农民愿借青苗钱，青苗钱深受民间欢迎。其实，正如韩琦所说：农民“夏秋各有赋税，又有预买及转运司和买两色绢、积年倚阁、借贷麦种钱之类，名目甚多，今更增纳此一重出利青苗钱，愚民一时借请则甚易，至纳时甚难”（注：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16。）。加上请借青苗钱的农民之中，“亦有无赖子弟，谩昧尊亲，钱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诈请，莫知为谁，及至追催，乃归本户”（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之一○。）。再者，“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注：《宋史》卷176，《食货志上四·常平》。）。欠户还不出钱，官吏则“鞭笞必用”（注：《宋史》卷176，《食货志上四·常平》。），结果农民破产，政府受损，公私两伤，“州县多事”（注：《宋史》卷176，《食货志上四·常平》。），社会不安，乱上加乱。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八月四日，中书舍人苏轼说：“臣伏见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之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贫，刑日益烦，盗日益炽，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细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卖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之一○。）
    鉴于上述情况，故欧阳修要求，当民户未能如期归还上料青苗钱本息时，应停发下料青苗钱，以减轻农民负担，减少政府损失，缓和社会矛盾。其实，早在青苗法推行之初，赵抃就提出“请且俵今年一料权止之，俟无害乃行”。而王安石不同意这样做，认为“如此则人必有故为沮坏失陷，罚百姓以破新法者”（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二二。）。至熙宁三年（1070年）五月，宋神宗鉴于青苗法存在的实际弊端，接受了欧阳修在《言青苗钱第一札子》中的意见，并下诏：“青苗钱委诸路转运开封府界提点提举司，每年相度留钱谷以备非时赈济出粜外，更不限时月，止作一科给散，却作一科或两科送纳，以便人情。如愿分两科请者亦听。”（注：《长编》卷211，熙宁三年五月丁未。）但是，神宗的诏令不能得到认真执行，以致熙宁七年（1074年）神宗再次下诏：“诸路常平钱谷常留一半外，方得给散。两经倚阁常平钱人户，不得支借。”（注：《宋史》卷176，《食货志上四·常平》。）由此可见，欧阳修要求酌情停发下料青苗钱，是对整治青苗法弊病的一种合理化建议，并非根本反对青苗法，而其本人更非反对变法的顽固守旧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