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生于酉，疾于卯，长于辰，老于午，死于巳，恶于戌，忌于子。
    同样的内容也见于《齐民要术》所引《杂阴阳书》，唯《杂阴阳书》所称的“壮”在此作“疾”，名目虽然不同（按，在古文中，“壮”与“疾”形近），但支辰却完全一致。细读《开元占经》的引文，“禾”、“豆”的生长程序名目中无“死”；按《杂阴阳书》之例，作物“老”的支辰先于“死”，而“神农曰”的“麦”却“老于午，死与巳”，显然，《开元占经》的引文中可能有脱讹。
    成书于唐末五代的《四时纂要》，在“正月”的行事项目中亦有“五谷忌日”。其文云：
    凡种五谷，常以生、长日种吉，老、死日收薄，忌日种伤败，用成、满、平、定、开日佳，九焦、死日不收。
    《汜胜书》曰：禾生于寅，壮于午，长于甲，老于戌，死于申，恶于壬癸，忌于丙丁。又大小豆生于申，壮于子，长于壬，老于丑，死于寅，恶于甲乙，忌于丙丁。又大小麦生于亥，壮于卯，长于辰，老于巳，死于午，恶于戊巳，忌于子丑。又黍、一生于巳，壮于酉，长于戌，老于亥，恶于丙丁，忌于寅卯。小豆忌卯，麻忌辰，秫忌未寅，小麦忌戌，荞麦忌除，大豆忌卯。
    《四时纂要》分月“广泛集中了农家农副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所需的各方面应有尽有的知识，是第一部内容广泛、叙述颇详的‘农家实用大全’”。（注：缪启愉《〈四时纂要〉校释前言》，载《〈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如果说，《开元占经》的引录记载尚不足以证明这种形式的栽种宜忌在社会上的流传程度的话，那么，为《四时纂要》之类的当时通用的“农家实用手册”所载录，确实证明了这种栽种宜忌流行于唐代的民间社会。
    在郭煌出土的文书中有一份名叫《六十甲子推吉凶法》（S6258 ）的材料，其中说到：
    种粟良日：乙亥、丑、壬子、庚午，百倍。
    种麦良日：甲辰、乙未、辛巳、已巳，百倍。忌子。
    种豆良日：壬辰、癸酉、丙子、壬戌，百倍。患卯。
    种稻良日：庚子、丙子、壬子、百倍。忌戊申、甲乙。
    种麻良日：子、丑、午、戊，百倍收。
    据其麦忌子、豆忌卯来看，与“五种忌”的忌辰相合，可以认为是属于“五种忌”系统的栽种宜忌，或融合了“五种忌”原理的吉凶选择。这件材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五种忌”系统的栽种宜忌不仅流传于中原地区，甚至还在边远地区的农业生产中被遵用。
    五代以后，这种形式的栽种宜忌逐渐被另一套宜忌所代替，在社会上日益稀见。元代司农司编纂的《农桑辑要》，仅在卷二的“收九谷种”项下摘录了《齐民要术》所引的《杂阴阳书》，而且在文字上也大大作了压缩。再晚些时候的《东鲁王氏农书》（即《王祯农书》）则仅在“播种篇”中摘录了《杂阴阳书》的“禾生于枣或杨”等寥寥数语，完全没有记载与此关联的具体栽种宜忌。这固然与王氏的务实作风有关，但也从一个侧面透露了“五种忌”系统的栽种宜忌影响逐渐减退的消息。最显然的证据是，在明代中叶的一部性质与《四时纂要》类似的农家日用手册《便民图纂》中，栽种选择项里记载已不是这种形式的宜忌了。如该书卷九云：种麦宜“庚午、辛未、辛巳、庚戌、庚子、辛卯及八月三卯日”；浸谷种宜“甲戌，乙亥、壬午、乙酉、壬辰、乙卯，成、开日”。根据“五种忌”系统的宜忌，稻忌亥，大小麦忌子，而在《便民图纂》的记载中，稻麦的栽种并不特别避忌这二辰。可见，《便民图纂》所记载的应是另一系统的栽种选择。清康熙年间官修的选择通书《星历考原》在卷六“用事宜忌”的“种莳栽植”项中，引《历例》曰：“凡种植百谷及栽接花果等事，宜母仓，四相生产，忌九焦、地火、月杀、建破日；载植又宜六仪，又忌死神、死气、乙日。”也全然不见“五种忌”系统的宜忌。乾隆年间因编辑《四库全书》而官修的《协纪辨方书》，在“义例”中汇录前代时日选择的文献资料甚详，也没有摘录有关“五种忌”的材料。尽管在明、清时代的一些地方性小农书及小型类书（如《分门琐碎录》、《种树书》等）中偶有关于“五种忌”的文献资料摘录，但编者的意图只是广闻博知而已，从社会实用的角度来说，“五种忌”系统的宜忌已退出历史舞台而不复行用了。从《便民图纂》到《协纪辨方书》这一条线所主张的栽种宜忌，基本与当时的历注（“黄历”）选择宜忌所使用的概念相符，这一端倪甚至早在《杂阴阳书》中已经显露，它在述说“五种忌”系统的忌辰之后还说，栽种“又用成、收、满、平、定日为佳”（参前《齐民要术》的引文）。所谓“成、收、满、平、定日”，都是历注中建除的概念。
    综上，可以认为，类似云梦《日书》所记载的“五种忌”选择宜忌盛行于战国时代，经秦、汉的传承，一直在民间广泛流行，至五代以后，才逐渐被另一套选择宜忌所取代。也就是说，“五种忌”在我国古代民间的农业生产中至少有千年以上的流传使用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