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曾经是“五四”运动的一位学生领袖,参与了“火烧赵家楼”著名事件。但在留学归来办史语所时,他的心态已大变。许多生前友朋的追忆都说到他是因不满政治而转入学问一途的。在他的文集里,能找到的最有力证据,便是1942年写给胡适的回信。此时病中的傅斯年,大约躺在病床上曾经多次为自己“放过电影”。信中对老师说道:“病中想来,我之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虽也不免好名,然总比别人好名少多矣……我本心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进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选集》“致胡适书”)信中“看不出好路线之故”与“不能忘此生民”两语最堪回味。 前面说的“国亡不亡”的情结,先是化为一阵狂风暴雨,急欲用行动找出一条路来。等到“五四”“火”的热情褪尽,一大批人转向学问,就象傅斯年那样,很有点象现在说的“边缘化”。这大概就是许多学科、包括史学到三十年代都有相当建树的一个重要内因。 自始至终跟随一起的同事、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对所长的了解最深刻。提到傅氏办所的心意,李济这样说:“他在中央研究院,创办历史语言所的中心目的,固然是由求纯知识的观点出发,但是潜在他的下意识内,所以帮助他推动这一学术事业的真正力量,还是一个爱字。因为他爱中国及中国的文化,他就先从研究中国的历史开始;他想彻底地明了中国文化的本体,原先的长处与短处。他提倡新文化,正是要扶植旧文化里好的、灿烂的及有益于全体人类的一面。但是中国固有文化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却不是单凭几个主观所能断定的。这一类的判断,若要作得准确可靠,必须建筑在真正的知识上。他所以毕生的精力用功史学,并提倡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都是要找这一类的知识。并世的朋友,与他具同一理想,有同一见解的,当然不止他一个人;但在别人仅能托于空言,他却能实际地把这一理想发挥出来。”(《傅斯年印象》)。 明乎这种特定的情景,似乎可以为傅斯年先生的“史学就是史料学”作点辩解正名了。细读先生的《旨趣》和相关史学方法论的其它文章,同后来批判者把这一主张简单化地歪曲为“史料即史学”,是大相迳庭的。 这里不可能对这个话题作详细的展开,从文本看,有两词最关键,使用频率也最高,即“材料”和“工具”。按我的理解,要点有二:一是离开了史料(即“材料”),史学只能无中生有、形同胡说;离开了新史料的发现,史学的发展也就极为有限。二是离开了对史料搜集、整理、归纳、分析、综合(也包括辨伪)的科学方法和新学科(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等一系列操作“工具”,史学也就没有什么过程可言。因此,史学就是由史料出发,经一系列操作“工具”,最后从史料推出结论的全过程。除此而外,别无史学可言。他还特别警惕观察者主观价值的介入带来的“污染”。傅先生的第一句,即拒绝某些人为自己的“同志”,就是针对这种“主观污染”而发的。这里已经包含了后来争论很大的“为科学而科学”、“为学问而学问”的意思。我想这就是“史学就是史料学”的本义。 这一主张明显来自于西方自然科学的观念和方法,带来浓厚的“科学实证主义”的色彩,但其目的是清晰的:科学地认识中国历史。傅斯年还有一个志向,就是要由中国人自己建立起“中国学”,并扩展为“东方学”,与欧美“汉学”争一高低。史语所在傅先生主持的22年里,应以商周考古(含甲骨金文学,如李济、董作宾、容庚)和明清内档的整理(《明清史料》等)成就最著,也最能代表傅氏风格。而在此时及其后,诸如断代史(如陈寅恪、徐中舒、劳干、许倬云)、政治制度史(如严耕望)、社会经济史(如全汉升)、人文地理(如严耕望)等方面的成绩,虽然诸学者治学都有其各人的个性特点,考察视域和学术包容也越来越开阔,但无不可以看作傅斯年实证风气下的煌煌成果。称史语所为“史料派”,虽然不尽贴切,但极重史料搜索考辨,穷尽所能,以小见大,治史讲求精深而有新解,确实是以史语所为代表的一种鲜明风格,并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史语所的这一治学路向,在当时及以后,在史学界不是都全盘认同,没有争论、没有批评的。这里且不去说史学能不能做到象自然科学那样,就说中国史学本身治学的风格,也有多种。对此,作为他们后辈的严耕望、余英时在回顾性质的相关文论里都有涉及。读者可详细查阅《治史三书》和《钱穆与中国文化》。 我个人觉得严耕望先生在评论吕思勉时说的一番话,很可以拿来作为对上述科学实证风格的一种总结。他说近代(指本世纪前半期)史学风尚,一是偏向尖端发展。一方面扩大新领域,一方面追求新境界。这种时尚,重视仄而专的深入研究与提出新问题,发挥新意见,对于博通周瞻但不够深密的学人就不免忽视。二是近代史学研究,特别重视新史料--包括不常被人引用的旧史料。史学工作者向这方面追求,务欲以新材料取胜,看的人也以是否用新材料作为衡量史学著作之一重要尺度。而主要取材于正史,运用其它史料甚少,更少新史料,虽博通周瞻能成系统者也不免被低估。我想,正因为严先生治学出入于两者之间,对科学实证一派的长短俱有体验,故方能出此公允之论。 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讲求实证,讲求专深,朝分化、细密、深入的方向发展,既是近代学科发展普遍性的标志,也是中国史学本身求发展、求完备的需要。这一路向,在本世纪上半叶无疑是秉承了牛顿经典力学时代的方法论风格;但即使在今日也仍然应该成为史学事业建设的基调。在此基础上,才能伴奏出多音调、多色彩的交响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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