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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史学历程回顾二题(6)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历史教学问题》 王家范 参加讨论

诚之先生受家学的薰陶,早年即入史学一路,或者也可以说是自学成材。虽然也有许多论者以为他与其家乡常州今文经学关系至深(他教中学时的学生钱穆就这样说),但对先生一生影响最深远的只是康有为的“大同希望及张三世之说”,至于今文经学只是他辨析史料时选择参考的方法,后来更兼采“今古”两家,左右旁通,决无旧经学的门户之习。读先生遗著遗文,很难见到有像前述诸贤那样关于民族兴亡的大议论。其中与先生的个性秉赋不无关系,此处暂不讨论。但必须指出,先生决不是“两足书柜”,对国祸民忧无所动心的“书斋学究”。最近先生《遗文集》问世,读其时文书信,有两个特点可说:(一)先生极具平民意识。此与寅恪、宾四特重精英文化迥然有别。先生十分关注民间社会的生计,大至水利、赋役、吏治,小至百姓饮食起居,所到之处,必细为调查,对物价波动尤其敏感,至几元几分,均一一载录;更为难得的是,他奔波南北,细心询问农家生活,对他们收支负担,作了许多纪实性的报道。先生眼睛向下,关注民间基层生活,重视社会经济研究,在同辈史家中恐少有与之匹俦的。(二)对社会进化向持乐观向前的心态。他信从社会进化的观点,认为制度的变迁最为紧要,随经济而进,势异则事备,制度的不断变迁,是一定的。这同寅恪的悲观成鲜明对比,似与郭沫若相近。但从其主张自然演进(“自然”者,非偃苗助长之意)的立场看,与郭之激进,更像“同床异梦”(有一点殊可注意,先生论著绝不提及郭,似非偶然)。晚年《自述》他一生思想经历“三次变化”:由钦佩康梁向往大同,进至信服法家,1930年前后转而服膺马克思学说。先生辛亥后,因不满“政党作风”,“遂与政治卒无所与”,一生也绝少参与社会活动。因此,作为他的后辈,对其服膺马克思学说如此之早,实着有些惊诧。细想之后,似乎也不突兀。如将1930年有关遗文《沈游通信》与晚年《自述》互读,即知理想大同(“于此主义,深为服膺,盖予夙抱大同之愿”)与重视社会经济(“马克思之说……大抵抹杀别种原因为非,然生计究为[社会发展]原因之最大者”)实为先生服膺的两大内在因素,而平民意识则为更深层的心理根据,与前此的思想路向实一脉相承。难得的,他之接纳,出诸学术追求,不沾激进情调。例如他从不主张中国有奴隶制社会,对历史上的贵族政治、民主政治持论公允不偏,也不赞成“阶级斗争”、“阶级专政”之说,俱与郭沫若相违。至此,我方始领悟寅恪先生所言“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见解,再研究学术”的真谛。这绝不是要情绪性地排拒马克思学说,而是说必须基于自身独立思考的基点之上,信则信,疑则疑。因此他晚年对把马克思主义弄成教条十分反感,也是自然的事。
    诚之先生因参编《古史辨》第七册,后人也有误派他为“疑古派”的。先生与顾氏出发点最大的不同,是一心旨在“建设”。入至近世,编著新式通史,吕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他不仅留下了两部通史,四部断代史实际也是先生计划中的大通史工程的一部份。先生自云,他是以“理乱兴亡”和“典章制度”两个板块构成他通史的大框架。两者相较,史家共识,先生在“典章制度”方面所留给我们的财富最堪珍贵。今之讲史、治史者仍时时翻阅,受惠不已。这固然是潜心积累、锲而不舍所得慧果,但决非只是抄书。治史者都有体会,制度研究,特别是贯通古今、涉及全方位的制度渊源沿革,从细琐繁复、茫无头绪的材料中梳理出线索脉络,没有分析综合、比较鉴别的功力,决难摸到边际。先生于著作中常透出一些精彩议论,知道他实得益于对社会学、人类学等新知识的吸收,社会经济、社会组织、社会生活都进入了他的中国通史,实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驱。先生治史独立特行,不屑追逐时势。例如他一方面颇推重今文经学“三世说”,怀抱“大同世界”的理想;一方面又认同法家的“督责之术”,以为可以有用于节制资本与权力之无限。在《先秦史》的结论一节,特别说到老子“邦治之世”、孔子“大同理想”,从其追求的人类境界有“不可移易”的道理,但“徒存其愿,而不知其所由至之途”,实在是“说食而不能获饱”,坠入空想,所以研究考察社会制度变迁所须条件和必不可少的过程特别重要。后来的“农业乌托邦”实践,证明诚之先生确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具有历史的预见性。
    对于要不要运用社会科学理论于历史研究,也有许多批评。严耕望先生在《治史三节》里多次说到,他赞同运用各种社会科学方法与理论作为治史工作的辅助工具。但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在史学的运用也各有局限,不能恃为万应灵丹。他特别反感每一论题大体都先有了一个结论或意念,这个结论或意念是由他们奉为神圣的主义思想推演出来的,然后拿这个结论或意念作为标准,在史书中搜录与此批准相合的史料,来证成其说。中国史书极多,史料丰富,拿一个任何主观的标准去搜集材料,几乎都可以找到若干史料来证成其主观意念,何况有时还将史料加以割裂与曲解。这一批评在今日仍当为我们治史的人时时警惕,而其所指俱有事实根据,毋需例证。前即硬指西周为“奴隶社会”,后则有“四人帮”评法批儒,发展到了极致,参与其中的不少亦是名忝史林的人。
    对社会科学理论的误用,除了政治的原因外,也多半有功利之心的污染,久处鲍鱼之肆,平时弄习惯了,不以为非。随手就可举出一例。现行的许多《通史》在每一大王朝末,必大书阶级矛盾尖锐,以作农民起义爆发的背景。到大明王朝,万历皇帝为三皇子婚礼动用户部银二千四百万两,敕令湖广、山东、河南三省拨田四万顷于福王,这两项都是必写的。黄仁宇就揭穿两事俱不实。前者是皇帝故意出难题,要知道这二千四百万的数字,等于整整三年半全国的收入银两的总数,稍用脑就知道怎么可能?当时也果然把户部尚书杨俊民吓死在任所,万历帝总算达到了报复朝臣力阻他想立常洵为太子的目的,出了一口恶气。后者先没有弄清这是给“佃金”(由地方政府所交的官田现金津贴),而不是直接赐给由其自己管理的“庄田”,这数字又是皇帝漫天叫价,明知也达不到;福王实际年收入是二万两,离此“指标”远甚(详参《放宽历史的视界》“明《太宗实录》的年终统计”)。久治中国古代史的不会不知道,我国古来对数字没有概念,成千成万大而化之说的不少。“千百万”,是千万还是百万?说的人嘴无遮拦,无非极其形容。例如崇祯时堵允锡上奏,说“长沙、善化两邑,旧额百万亩,令人藩封者,且七八十万亩”,日本学者清水泰次在1928年就作文考证,证明堵纯属“信口胡说”(《投献考》,转引自黄仁宇前书)。数字不顾史实随己意夸大,也包括了很权威的所谓“封建社会中国农民要交地租七成、八成”说法,到了我接触地方经济史时,才弄明白这是一种“数字游戏”(专题研讨时会说到)。为什么会闹这么多的笑话?就是先入为主,屈从风气,见了这等材料,不假思索就用上,甚至不惜在数字上做手脚。这种“以论代史”,在“文革”前就已经很厉害,不是到了“四人帮”时期才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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