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移民史上的洪洞大槐树现象
    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树了。“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是一首广泛流传在华北民间、妇孺皆知的歌谣。与此相关的还有《胡大海复仇》、《燕王扫碑》、《三洗怀庆府》等传说故事，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政府下令从洪洞迁民充实中原一带的原因进行了探索；而解手、背手、“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等民间传说则丰富了移民文化中有关族群记忆、地方风俗习惯等有趣情节。历经几百年的传承、积淀和凝结，洪洞被数千万人喻为“家”、称作“祖”、看作“根”，成为无数人魂牵梦绕的故乡。
    关于洪洞大槐树的传说故事生动而丰富，相关碑刻、族谱等资料大量散见于华北各地。这样一段妇孺皆知的歌谣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丰富深厚的历史情境和文化内涵？人们一直力图破解这一问题。1914年洪洞地方精英创修的“古大槐树遗址”和1921年编撰的《古大槐树志》，便反映了探究重构大槐树传说背后的历史真实的努力。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盛世修志的背景下，洪洞县志办在全国范围对移民资料进行了大量调查和征集，不少学者开始利用调查整理的家谱、墓志铭等资料对移民的原因、经过、路线等问题进行实证性研究，试图全面详尽地揭示发生在明初洪洞的大移民事件真相。在历史学“求真”的本质追求下，有关大槐树移民的许多片段得以渐渐浮现，但与此同时，一些更为细致具体的问题却仍在不断生发。在今天看来，洪洞大槐树移民绝不仅仅是发生在明初的一次或几次大移民事件，其中裹挟、粘连着不同历史时期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情境和集体记忆，其意义已不只是一个中国移民史重大事件所能囊括，而已成为一个蕴含诸多深意的文化现象。
    二、洪洞大槐树传说的历史记忆
    根据目前的文献资料，在金元到明初的一个较长时期内，涉及山西的移民活动事属无疑。“洪武、永乐年间共计移民18次”的说法是多数学者普遍认同的结论，“中原荒芜河东盛”是明初移民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洪洞作为明初山西移民迁出地之一，是一个真实的“祖先迁出地”，是一些华北移民后代中“真实的故乡”。但这个“真实的故乡”究竟涉及到多少移民，波及到多大范围，则值得细细推敲。据现代学者根据华北民间的谱牒、碑刻等资料考证，洪洞古大槐树移民分布于11个省（市）227个县，移民人口达到百万以上，“而洪洞一县在明初可能拥有如此多的人口吗？”（参见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答案显然是不可能。因此人们推测“无论洪洞人如何忠厚，当时断不能只迁此一县人民”（《山西省洪洞县古大槐树迁民纪略》，载林中园：《迁民后裔话迁民》，42页），它应该只是明初迁民的重要来源地之一。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既定的结论，做到“不疑处有疑”，就会发现大槐树移民中还有更为复杂的信息纠结其中：相比较民间谱牒、碑刻资料关于大槐树移民的大量记载，官方文献的记载却严重缺失。不仅《明实录》、《明经世文编》等没有特别提到山西洪洞县的移民问题，更不用说详及大槐树了。而且明清时期洪洞本地的地方志中也没有记载，直到民国六年的《洪洞县志》才新增“大槐树”一事。
    “山西移民”甚至整个华北移民活动何以缩小为“洪洞移民”？关于大槐树移民史实的记载为什么会形成“但不见诸史，惟详于谱牒”的巨大反差？要揭示这种种难解之迷，或许需要我们“换一个角度”，转变视角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刘志伟提出的“有关移民的历史叙述，应该是被研究的对象，而不是研究所得的结论”颇具启发性，循着这样一个思路，洪洞大槐树移民问题的研究就不仅应该包括探讨明初发生在山西的那样一个重大的移民事件，而且应该包括自明以后不同时期、不同人群、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选择下对洪洞大槐树的想象和记忆。具体而言，一方面要从洪洞外部考察，探究不同地方的人、在什么时候、为什么要说祖先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另一方面，也要从洪洞内部来考察，这个地方究竟有什么样的特质会被数不清的人认定为祖先发源地，成为无数人魂牵梦绕的家园。
    在洪洞作为“真实的故乡”之外，究竟还有哪些地方的人、在何时、为何要说祖先来自洪洞大槐树？对此问题的探究，赵世瑜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这个看似虚构的传说使我隐约感觉到族群关系与大槐树传说的关系。在南宋时期，中国北方被女真人占领，金被元所灭后，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迁回东北黑山白水之间，大多数人留在了华北，定居下来，在元朝时期，蒙古人又进入中原，北方经历一次比较长时间、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到明朝时开始重塑汉族正统，人们要想办法证明自己的族源，但实际上已经不能说得很清楚了，因此到这个时候人们就需要塑造一个祖先的来历，甚至是一个祖先来历的象征。”（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在这里，洪洞被赋予汉族正统性的标签，也成为一个特定族群形成中的共同符号。金元时期华北复杂的族群关系在这个传说中得以体现，也成为这个事件背后暗含的历史真意，并在几百年后的晚清民国之际被重新唤起，承载了重要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