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对传统的重新评价，是中国近代学术变迁的依据和核心内容；有选择地引介外来学说则是创变的条件；对中国文化未来的建设则是变的结果。
    清之季世，作为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自汉以来两千年始终被奉为神圣而处于一尊地位的经学，同样显示出其下世光景。随着清王朝的解体，经学也就不能不退出思想统治的舞台，由此，重新估定它的一切价值，则成为社会变迁，尤其是指引社会变革和学术变革的必然前提，从而决定对它的扬弃和继承。扬弃者需指出弊端，继承者当强调其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规范，既要揭示神圣形象异化的本质，又要正确认识它的历史作用和现代意义。连带而起的是对长期以来被贬抑的经学以外的传统，包括诸子学和佛学在内的古代文化遗产予以历史的、科学的、具有现代意识的价值判断。这种对历史的权衡，在近代的具体表现，就是节节复古。
    此前，自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至乾嘉之世，便显示出复古的端倪。他们由对宋明理学的反动，对先秦诸子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开辟了以复古求解放的前驱之路。道咸以下，才智之士以经世之需要，一变训诂名物之风，以“微言大义”而演西汉今文经学之古。常州学派倡之于前，龚自珍、魏源继之以后，廖平有六变之义，康有为有改制大同之说。而后，诸子学复兴，远绍先秦学术，至20世纪再现辉煌，重演春秋百家争鸣之气象。殷墟甲骨出土，遂激发学者追溯文化源头之兴趣，由是而复殷商之古，乃至上古文明，藉文字研究而探上古社会的结构和思维理路。同时，在佛学领域，一反禅宗束书不观之习，复演隋唐学人深入、细致、平实的佛学研究之途。如此，与宋明之学反动，而复东汉之古，以今文经学复西汉之古，以诸子学研究而复先秦之古，再以考古学复殷商与上古文化之古。节节复古，回溯而上，每一次以古文化的复古，对当时学术必有一番创获，对思想的革新和社会的进步也必有一番推动。
    其实，复古只是形式和手段，创新才是目的和内容。他们要变当时的“假孔”为先秦的“真孔”，要推倒被历代权势捧起来的“伪孔”，重新确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作为变革先驱的“改制教主”、“史家宗主”、“思想家”、“教育家”，以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集大成者的历史地位，即梁任公所说：“淬砺其本有而新之”[1]。于是，在《易》中取变的理论依据；在《礼》中找转型后可以遵循的制度范型，在《春秋》中拣择变的历史；在《论语》中吸收促成变的心理基础，即人格的力量，从而实现全方位的学术变革。
    “瑟人申受出方耕，孤绪微茫接董生”，近代启蒙思想家上追西汉公羊之学，祖述何休；龚自珍活用“三世”观念，魏源依“三通”贯穿经术、政事；康有为因“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而大张“孔子改制”之义；其后国粹派“用国粹激动种姓”相号召，而有“精研故训，博考事实”之说；学衡派的“昌明国故”之论；即如胡适也有“整理国故”之举；冯友兰的“阐旧邦以维新命”；湖湘之间的汉宋兼容；古史辩派更是致力于恢复圣贤经传的本来面目，而表现出推倒一切的气概，以及诸子学的再度崛起与后来之本位文化和所谓现代新儒学建设，都是以复古求解放，以复古而开拓通向未来的学术之路。总之一句话，中国近代学术是逐步以“善变应天”取代“适者生存”而表达其复古情怀的。
    当然，变，不仅要慎终追远，而且要博采旁收，综合古今中外也就势在必行。而西方科学民主思潮及其他人文学理的输入，进一步使兼综内外的学术趋向成为可能。浅而有“采西学”，“制洋器”，“师夷长技”，在器物层面兼揽西学的导向；进而成“尽变西法”，在制度层面进行局部改良的维新思潮；“中体西用”不仅表达了用西学“补阙”“起疾”的愿望，而且由“泰西各国学校之法，犹有三代之义”[2] 的认识，建立了中西互补的学术基础，而使之成为中国学术近代化的先声。在此基础上，梁启超提出“群体变用”，“治千万年之天下”的根本大法。所谓群，即“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或云“民族意力者”[3]， 可见他所建设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4]中西互补的新文化， 就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1]，统合中外学术思想的产物。
    严复“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以及胡适“全盘西化”或“充分西化”，表面看似乎是面向西方的单向选择，实际上，严复更强调“旧学可损益，必不可叛”，而“求中国所本无”，同样表现了合中西为一的思路；胡适只不过是基于救时的政治目的，认为“没有理由，也毫无必要担心传统价值的丧失”[5]， 为了促进传统的转型而“拼命走极端罢了”。因而不仅要“输入学理”，同时还需“整理国故”，中西结合，取长补短，“再造文明”，而求“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6]。
    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本位文化派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认为：“巨舰大炮带来了西方文化的消息，带来了威胁中国步入新时代的警告。”所以，他们不只是“根据中国本位”，“检讨过去”，“存其所存”，而且同样强调“吸收欧美的文化”，“吸收其所当吸收”，藉以“把握现在，创造未来”[7]，也是欲合中外于一体的。 自称“归宗儒家”的东方文化派，也提出了对西学“全盘承受”，“根本改过”[8] 的玄思性口号，无疑还是“中西互补”的思维模式。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以程朱之学奠基，融汇贯通西方新实在论和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力图进至“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尤其显示出近代学术融贯中西的特点。其他如李大钊把东西文化比作TWO STRONG MEN，主张“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而立东西文化调和之基础”[9]， 蔡元培“一方面主张恢复国有的道德与智能，一方面主张学习外国之所长，是为国粹与欧化的折衷”等等，无不体现合中西内外于一体的学术路径，反映了中国近代学术在现代化转型中双向选择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