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元丰：整理和研究满文档案，满文人才是一个必要条件，解放初期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人。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要求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创办满文培训班，郭沫若先生便委托罗常培、范文澜两位先生去办。60年代，经过50年代民族调查发现新疆锡伯族使用的语言文字与满语文非常接近。总理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又把培养满文人才的事交代给国家民委主任刘春办理。
    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按照国家民委的要求开设了满文班，班上的3位满文老师都是锡伯族人，3个学生也是锡伯族人。他们经过5年的学习和培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满文人才，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满文专业人员。而后，这批人同样成为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国家满文档案、满语文研究和满文教学方面人才的中流砥柱。
    锡伯族人使用满语，可以说有种使用母语的感觉，虽然有差别，但是仍有很深的渊源。没有锡伯文和锡伯族，满文可能已经是死文字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提供“找回”满文、延续记忆的功能，锡伯语文自身的价值如何？
    吴元丰：这种语言太重要了。现在呼吁保护濒危物种的人比较多，但是语言保护方面受到的关注并不够，我希望像保护濒危动物一样保护濒危的语言。
    我国56个民族中，满族是在文献方面贡献最多的民族之一，满文历史文献具有其独特的价值。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明清档案就有1000多万件，其中明朝档案3000余件，满文档案200余万件。除此之外，我国东北三省、新疆、内蒙古、西藏和台湾等地都保存有一定数量的满文档案、满文图书。在国外，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天理大学图书馆、京都大学图书馆等都有满文档案收藏。只要满文档案存在，锡伯文就永远有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