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曾在哈佛大学以“中共农村根据地（1922－1949）”为主题举办过一次著名的会议。那次会上，霍夫海因茨（Roy Hofheinz）尖锐地批评了对他的观点进行质疑的众多年轻学者。他遭到质疑的观点是“革命或反革命之成功的条件基本是人们行动的产物，而不是社会结构、经济或人口学的确定不移的事实。”（霍夫海因茨，1977年著作，序言）。在此次会议的开幕式上，几种研究革命的社会史方法被提出来，但是霍氏在其发言中把这些方法作为“退步”而摈弃。当时，这场争论中“进步”的一方认为社会-经济结构才是重要的，且形成了革命运动的前提条件（或原因）。
    我以这个例子启始是因为有必要告诉更年轻的同行们，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代，为社会史进行辩护是一种进步的立场。虽然我不相信那时我们中的任何人会相信社会结构、经济或人口学是“确定不移的事实”，但我们深信社会和经济是重要的。我明白社会史现在已经从其原来的进步地位上挪开，但我还是执著地回忆其过去的角色，希望我现在对于那些时髦的文化研究的回应姿态，能被理解为对于一个进步过去的留恋，而不是一个正在经历人生中年危机的、渐入老境的社会历史学家的唠叨。
    近年来社会史无疑已经失宠了--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研究之中。这反映了在把中国革命从历史舞台中心移开的倾向，最近当我读到一篇由费约翰（John Fitzgerald）所写的引人争议的文章时--它刚刚登在新近改名为《二十世纪中国》（〖WTBX〗Twentieth-Century China）杂志的专号上，我才意识到这一过程已走得多远了。这篇文章探讨了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的几种新思路，并讨论了许多令人激动的可能性，但其间仅仅一次顺带提及“革命”这个术语。我自己也认为我们应当摆脱那种简单地以革命为主题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周锡瑞，1995）。但现在我怀疑我们是否走过了头。在使革命脱离中心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根本忘掉它，或把它当作某个碰巧一起来祸害中国人民的外部事件。
    因为革命已经被搬离中心舞台，历史研究的关注点就基本从农村转向了城市--并且特别转到了上海。关于中国城市的学术新成果与韩起澜（Emily Honig, 1986）和贺萧（Gail Hershatter）所写的早期作品迥然不同。《姊妹与陌生人》（Sister and Strangers）和《天津工人》（The Workers of Tianjin）都聚焦于工人阶级，并对阶级意识和工人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这样的问题保持着关注，是优秀的社会史著作。虽然我不能说城市社会史在 1990年代被放弃了，但是毫无疑问向文化研究发展是一股强劲的趋势。如要举例，可以想一下近来出版的突出作品，如1995年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从国族中拯救历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1993年傅葆石（Poshek Fu）的《顺从、抗拒和合作》（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瓦瑟施特伦（Jeffery Wasserstorm）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学生运动》（Student Protest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和叶文心（Yeh Wenhsin）的《分裂的学园》（The Alienated Academy）。也许这个趋势在1997年贺萧的第二部专著即关于上海色情业的《危险的愉悦》（Dangerous Pleasures）中，能看得更清楚 。虽然我不会持有像亨利厄特（Christian Henriot） 在《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上所表达的那种敌对观点，但我不得不对这一情况感到惊诧甚至失望，贺萧全书精彩的研究中几乎不注意分析上海社会色情业的不断变化的形式和场所，而是津津乐道于导游手册、改革者的作品和小报，把它们当作中国人“关于现代性的对话”来讨论（第8页）。
    即使革命史仍旧是关注的焦点时，文化研究的方法在其中也特别突出。在民国史方面，费约翰1996年的获奖作品《觉醒的中国》（Awakening China）是一个绝好的例子，但更加惊人地依赖文化研究方法和肯定话语权力的是阿普特（David Apter）和赛茨（Tony Saich）1994年的《毛的共和国的革命话语》（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其主要的工作是证明“颠倒的（即革命的）话语怎样产生权力”（P. xiii）和把“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比作“其权力源于话语的宗教救赎运动”（第184页）。因聚焦于话语而产生的历史唯心主义在此处暴露无遗，而对于为什么毛的特殊的“颠倒”的话语比其他党内外的竞争对手的话语更具威力这一问题，却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