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社会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复兴，它肯定不会返回到从前所做的工作上去。我特别不希望招收众多的做共产党革命的社会背景的博士生。新的社会史将不得不与已完成的文化史成果相联系，并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并（很有希望）为它在经济与社会方面提供基础。（还是用建筑学上的比喻来说，新的研究就其论题而言将以文化史为基础，但从分析角度来看，它又为文化史在社会与经济方面提供了基础。）如果同意这一点，我愿意提出一些看法，谈谈新的社会史假如与我最了解的某些文化史领域如城市、大众娱乐（电影和戏剧）、体育、新的教育场所（博物馆、报告厅、图书馆）和色情业等相联系，它将呈现什么样的面貌。〔请读者注意：随后的讨论并不涉及所有这些题目，但是我把这句话保留在此处以表明一个理想的（但未实现的）目标。〕
    新的现代中国的社会史应关注的课题之一是城市化。中国当然已经拥有一个绵延许多世纪的繁荣的都市传统，她中世纪的城市远远超过了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但是近现代的中国城市，特别在通商口岸，也包括沿江和东北地区，以及抗日战争期间的内地，在1890年至1950年之间经历了巨大的扩张阶段。上海的人口约增长了三倍，其他城市人口许多翻了一番。相对于城市化总体水平上的许多重要转变、如就城乡人口的比例（伊懋可，Mark Elvin 1974年著作第8页）而言，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变化更加在于，新居民加入城市人口的速度使得城市很难以旧的社会和居住模式吸纳他们，并使贫民窟数量增加，使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的差异变得更大（卢汉超，Lu Hanchao 1999,即将出版）。
    在这些城市增长的同时，它们也经历了急剧的转变。墙被推倒了，街道被拉直，拓宽，铺设了路面，安装了照明设备；黄包车、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把原来自成一统的邻里联系起来。新的交通方式用闹市区、娱乐区、工业区、公园和火车站创造了一个新的城市形态。闹市区的企业和百货商场改变了消费模式；娱乐总汇、电影院、剧院、舞厅、咖啡屋和妓院为社会背景各异的观众提供了新的娱乐方式。公共设施提供水、电和电话服务，新的管理制度提升了公众健康和安全水平，而按全新方式组建的警察则使它们得到强化。公园、广场和运动场提供了新的公共空间，博物馆、图书馆和礼堂增强了新的国家和公民意识；充满活力的报章杂志把新闻和评论、流言和诽语、时尚和奇思妙想喂给了急切的城市公众读者们。铁路、银行和电信用国内城市交通网将主要城市联接起来，市政府第一次能够组成并把城市作为从农村腹地脱离出的社会和政治实体加以管理。
    当我们研究这一城市变化过程时，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具有明显的西方原型的制度和科技，如报纸、电影、有轨电车、银行。同样重要与需要研究的是 “传统”制度的改革及其在现代的流行。这一点葛以嘉（Joshua Goldstein）在研究京剧时有上佳表现。他指出西式的、带有舞台灯光和统一座椅的剧场怎样帮助京剧提高了观赏性，大剧院和捧场的戏迷杂志的出版怎样改进了明星制度。城市固定的一周工作日程表使得旧日的全天表演在经济上变得不可行，剥夺了更年轻和次要的表演者在名角压轴戏之前的演出机会。一旦理解了京剧在二十世纪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就不可能再把它作为一个“传统”形式，而应作为中国混合的现代性的一个部分来对待。
    另一个有启发性的例子是由邵勤（Qin Shao）发表在《亚洲研究》（JAS）上的关于南通茶馆的文章提供的。邵勤1998年的著作尽管有精彩的材料以及在总体上有说服力地分析了现代职业精英对茶馆文化的批评，我还是不能赞同她把茶馆看作中国的“一项传统的社交风俗”（第1009页），因为就在次页上她写道：“茶馆在南通广为流行主要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现象，与城市化过程和该地区的现代化有紧密的联系。”（第1010页）二十世纪的茶馆文化（和现代杂志上对它的诋毁）代表的是衰微的精英和社会中下阶层的文化，他们发现茶馆的公共空间比更为西方化的专业精英们所提倡的图书馆、阅览室、公园和博物馆更为舒适。后者的文化批评因此反映了城市社会一个重大的社会分化，这一分化的本质和意义尚需要更多的分析。
    随着都市化和城市空间和制度的变迁而来的是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变革。第一，久已商业化的城市经济逐渐被金钱用全新的方式所统治。现代银行发行钞票，增加了资金周转的速度，新式的信用润滑了商业的齿轮。银行家这一新职业，恰成为中国新的富有的现代性的象征。随着零售商业从地区商店和市场转向百货商场，定价代替了讨价还价，商品买卖中的人际因素去除了许多。一种新的非个人的交易方式从买卖日常生活用品扩展到戏票，到色情服务。这一过程并不顺利、平坦或彻底，但是金钱非个人化的统治和人情的淡薄却是全中国的城市都在体验和品评的。
    第二，城市居民（其中许多最近才从农村搬来）流动性更强，与范围广大的亲缘集团的联系更少，更依靠他们自己的能力建立关系和组织以在城市的新环境中生存。工人们也许通过本乡的亲戚或熟人或在工厂里或在码头上或在妓院中找到工作，但他们独自掌握自己绝大部分的工资并设法提高自己的地位。我们无需看到城市、现代性和个人主义之间的联系就能认识到，这些中国城市居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系更多地属于他们自己的创造，而不是那些在乡村或前现代的城市里现存的人际关系 （加林和加林Gallin and Gallin,1974年著作）。
    第三，这些城市产生了一套精英生活方式，不断使他们与农村分开。杂志和电影院提供了一种小型家庭生活的样板，一种洁净健康和合理的生活习惯的榜样，一种自我意识到现代并和愚昧、迷信和落后的农民区别开的穿着和消费方式的范本。妇女们在教育、服务性行业和作为消费者的社会角色在迅速增强。新的城市的现代性的本质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如果只选取一个最令来自乡村的游客吃惊的方面（当然那也会让任何翻阅当时时髦杂志的人吃惊），那就是人体突然成为个人显眼的表征。新式的旗袍，无论是其作为校服的原型还是它演化成妓女、影星和上流妇女的服装后，都用自唐代以来公共场合未见的方式展现了女性的形体。更为大胆的是时髦女郎身着泳装的相片被印在学校的年历或报纸上。同时男人们在运动中以强身健体作为增强国力的明显贡献。但是在所有这些方面，身体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公开地成为自身的可见的表征，这反映出随着新的更大更亮的剧场、广为流行的电影以及甚至是相对而言不大引人注目的现代城市生活本身而来的、人们对于视觉形象的普遍偏爱。
    但是在这个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悖论。迅速的城市化导致了中国大城市人口的大部分（如果不是绝大部分）都由以前的农民，或至少是从农村和小镇移入的人所组成。城乡之间人的联系也许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因为工人们都是来自乡村，女工们经常要回家结婚。另外，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几乎肯定比清末更为重要。乡村土布织工依赖工厂生产的棉线，产蚕丝的农家要把丝卖给城市里的工厂。越来越多的农民点煤油照明，用钟表计时，向城市市场出售商品粮挣钱。所有这些对紧邻大城市的农村的影响肯定比边远地区大，而我这里所说的一切与波默朗 （Kenneth Pomeranz）描绘的农村腹地由于口岸城市的兴起而边缘化的图景并不矛盾。但是这意味着即使当城市和乡村在文化上分道扬镳时，它们之间也由于货物和人口的流动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